本周，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垮台后，绝望的阿富汗人争相离开喀布尔的恐怖场景，折射出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美国与世界渐行渐远
。然而，美国时代实际上早已终结。
美国衰弱的长期根源是国内因素而不是国际因素。美国在多年内仍将是一个大国，但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取决于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外交政策。
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2007-2009年金融危机，美国霸权的巅峰期持续了不到20年。这期间，美国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最巅峰时期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当时它不仅想要重建阿富汗（2001年入侵）和伊拉克，还希望重塑整个中东地区。
美国过高估计了军事力量对政治产生根本性变化的作用，也过低估计了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全球金融的影响。
2008年前后，美军深陷两场平乱战争，而国际金融危机又加剧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严重失衡。
这个暑期的单极化程度在历史上比较罕见，而此后，中国、俄罗斯、印度、欧洲等地区力量不断增强，世界恢复到更为正常的多极化状态。阿富汗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并不大。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就是一次屈辱性失败，但很快在十多年后迅速恢复了主导地位。美国的经济与文化优势仍然是许多国家无法比拟的。
相较于美国的国际地位，更大挑战来自美国国内。
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
这种两极分化始于税收和堕胎等传统政策分歧，此后，这些问题又演变成激烈的文化认同斗争。那些自认为被精英阶层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要求得到承认，我在30年前就认为这是现代民主的致命弱点。通常情况下，像全球新冠疫情这样的巨大外部威胁理应是公民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的机会，相反，新冠疫情却加深了美国的分裂，社交距离、佩戴口罩以及接种疫苗都被看作政治手段而非公共卫生措施。
这种分化从体育运动蔓延到各党派支持的消费品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在民权运动发生以来，美国一直以身为多民族民主国家为傲，而这一身份认同感已被美国建国史的争论所取代——美国究竟成立于1776年还是1619年？也就是说，美国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还是为自由而战上？这一国家认同的分裂甚至延伸到2020年11月的美国大选，双方各持己见，一方认为这次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公平的选举之一，一方认为存在大量舞弊行为。
从冷战到本世纪初，美国精英阶层一致认为，要在世界政治中保持领导地位。美国穷兵黩武入侵伊拉克、阿富汗，无休无止的战争让很多美国人不仅对中东这样的老大难地区不满，对频繁干涉世界各国内政也感到不满。
美国国内的两极分化局面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采取鹰派立场，要修正民主党对俄罗斯“重建”的政策，并指责民主党人对普京的看法太过天真。前总统特朗普又通过公开与普京交好反转立场。如今约一半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对美国现状的威胁要大于俄罗斯。保守派电视新闻主播塔克·卡尔森曾前往布达佩斯，祝维克多·奥尔班当选匈牙利总理；右派反左派的惯用口号“拥有自由”，这比捍卫民主价值观更为重要。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精英阶层共识更为明显。然而，这些共识也没能缓解美国的两极分化。若中国收复台湾，那台湾将成为美国外交面临的更大挑战。美国是否愿意为了台湾独立而牺牲自己的国民？又或者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是否愿意冒着与俄罗斯交战的风险？这些问题都很严肃，无法轻易回复，但若就美国国家利益展开辩论，辩论的重点也会转为国家利益如何影响党派之争。
美国国内两极分化的状况损害了其国际影响力，而所带来危害在未来远不止于此。国际影响力取决于“软实力”，即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世界人民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大减弱了：很难说美国的民主体制近年来运行良好，也很难说其余国家应模仿美国的党派部落化和机能失调的状况。民主制度成熟的标志是有能力在大选后和平转移权力，而在1月6日，美国并没有做到，令人咂舌。
当选7个月以来，拜登政府最大的决策失误是没能对在阿富汗的溃败作好充分的应对计划。从阿富汗撤军并不体面，也不能称之为明智，可能多年后才能证明这一决定是否正确。拜登表示，为了集中精力应对中俄带来的更大挑战，有必要从阿富汗撤军。奥巴马任职期间致力于镇压中东地区的反叛活动，就未能将外交重心转向亚洲。美国本届政府需要重新部署资源以及决策者在其他地方的关注，方能对抗地缘政治对手并与盟国团结合作。
美国不可能重掌之前的霸权地位，也不该有这个奢望。
美国应与盟国合作，维持世界民主秩序。至于能否做到这一点，并不取决于美国在喀布尔的一时的行动，而取决于能否在国内恢复民族认同感并树立共同目标。
【责任编辑：王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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