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评｜东盟减贫脱贫的现实困难与未来选择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全世界共同采取行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和未来。但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尚未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水平，贫富分化与发展失衡造成的多重赤字成为全球性减贫工作的重要阻力，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首先就必须要消除贫困。

2015年底东盟宣布建成东盟共同体，标志着东盟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进步。当前更是以“东盟：机会共享的共同体”（ASEAN : A Community of Opportunities for All）作为发展方向，但是由于东盟各国在政治安全、经济与社会文化三大领域的多元化存在，东盟共同体建成五年以来，东盟内部的差异性依然明显，尤其是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发展不平衡，部分国家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让东盟组织面临着来自多面向的挑战，一体化所产生的收益并没有真正地惠及每一个成员国，也正是这种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延缓了本就动力不足的一体化进程。

从经济发展数据来看，东盟既有人均GDP超过6.5万美元的新加坡（2019年数据），也有人均不足1300美元的缅甸，差距超过50倍之多。截至2019年，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人均GDP依然不足5000美元，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只有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三国，泰国居中。根据国际贫困标准每天消费支出低于1.9美元计算，2018年老挝占比最高达到22.8%，而如果以低于本国脱贫标准的人数来计算，2018年缅甸以24.8%居首，其次是老挝23.2%和菲律宾16.6%。这些数据也就意味着东盟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在减贫与脱贫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压力。

根据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估计，如果东盟各国经济在今年出现超过5%的下滑，那么东盟地区贫困人口的数字将超过1500万。而世界银行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今年缅甸约有超过80%的家庭没有收入，将是东盟贫困风险最大的国家，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印尼的贫困率估计会上升3.6个百分点，将有超过1000万人再度陷入贫困，柬埔寨的失业率也可能上升近7倍，就连泰国的贫困人口也将增加到其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这是近20年来东盟各国贫困率的首次反弹，使该地区原本就充满变数的减贫脱贫工作雪上加霜。

面对各国所面临的贫困率反弹的压力，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一次线上活动中指出，“东盟目前确实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新冠疫情冲击下东盟各国的经济基本上都出现了萎缩是直接原因。疫情爆发以来，由于封城、锁国等措施造成东盟各国的对外贸易受到较大影响，失业率不断上升，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断裂，国内经济以及地区合作的发展活力严重受阻。也正是本次疫情的冲击，凸显了东盟部分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脆弱性、东盟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应对突发事件的软弱性以及疫情逆势中脱贫减贫工作的艰巨性。

造成东盟地区贫困的原因有很多，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既有结构性的因素也有一般性的因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过去两百年间西方殖民者对该地的殖民统治曾经是造成东盟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滞后的重要历史源头，但是东盟国家大多都已经独立超过半个世纪，多国依然贫困还需要从自身来找寻更深层次的现实原因。目前，东盟国家中存在贫困问题的大都是农业人口占比过高、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不合理、外来投资不足、社会治理效率低下、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国家，这些都是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结构性因素。而此外，国内政治动荡、产业技术落后、教育水平较低以及一些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等属于东盟部分国家贫困的一般性因素。

不过，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东南亚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持续增加的外来投资、日渐发达的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国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适时的国际减贫合作等多领域的发展也曾经让东盟相对贫困国家的减贫工作初见成效。有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该地区的贫困率已经从57%下降到了2008年的16%，而对于那些每天收入和消费支出不足1.9美元的民众而言，这一比例在同期从81%下降到了28%。这一方面与东盟部分国家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发展环境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在部分贫困较严重国家内低成本制造业的发展则为这些国家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东盟过往30年的减贫脱贫工作形式主义严重，脱贫的成果有被夸大的嫌疑，有的国家按照联合国贫困标准实行数字脱贫，返贫率高，以至于面临这场突如其来的持续蔓延的新冠疫情时不仅加剧了本国的减贫赤字也让整个区域的减贫脱贫进程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预计将有7000万至1亿人因疫情陷入极端贫困，这一趋势可能会让近3年来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减贫成果化为泡沫，东盟的困境正是由此而来。

总体来看，脱贫工作缺少可持续性是东盟部分国家无法彻底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而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够在多年前就能够减贫并最终脱贫，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先天自然与社会发展条件之外，也正是在于其确保了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和社会治理与领导能力领域的可持续性等等。所以，东盟各国应该将今后的工作重点进一步落实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以及治理能力提升的可持续性方面，以应对新的时代背景下各种难以避免的危机与难题。

所以，东盟未来要实现从根本上脱贫减贫，能否在结构层面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转型以及新技术、新理念的全面落地将成为东盟能否全面减贫并最终实现脱贫的关键。目前，东盟多数贫困国家都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改革乏力等经济难题，而其中农业不发达和农业人口的贫困是其中最严重的短板。多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超过60%，且农业和农民自身的发展理念滞后，以每年旱季多个国家存在的烧芭为例，不仅严重破坏了本区域的大气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而且长期而言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给多个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使部分国家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单凭贫困严重的东盟部分成员国自身显然不足以完成。

为此，就需要继续加强国际与区域的减贫合作，在东盟与成员国层面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实现对接合作，以推动东盟减贫工作的良性发展。今年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5周年，全球减贫事业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联合国预计，即使不考虑新冠疫情影响，到2030年全球仍将有6%的赤贫人口。对于多数国家依然存在严重贫困问题的东盟而言，今后如何推动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新加坡、文莱以及马来西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真正做到“机会共享”，实现东盟共同体内部的减贫合作理应成为努力的方向。同时，跨区域以及全球的减贫脱贫合作也应依托相应的合作机制积极推动。

11月15日，15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正式签署该协定。这项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覆盖了全球总人口的30%，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3%和全球贸易总额的27.4%，这对于饱受新冠疫情冲击的东盟而言无疑是其所面临的新机遇。同时，中国所积极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正在成为沿线国家减贫和发展的新引擎。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可使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使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全球收入增加2.9%。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区域的东盟也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积极对接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气候治理、投资贸易等领域赢得了诸多利好。

而要实现上述发展目标，必须要有强大的领导力。东盟部分国家中依然存在明显的治理赤字，以致于在新的危机和既有的问题出现叠加震荡时现有的治理体系、规则和能力不能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和新问题，造成社会失序、发展动力不足甚至停滞和倒退，贫困正是治理赤字的衍生品。新加坡能够在先天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迅速实现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跃升也是基于人民行动党强大的领导力。所以，对于东盟其他国家而言，要想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取得根本性的进展，提升政府的领导力是重要的前提。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9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呼吁各成员国在全球层面，采取全球行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更强的领导力、更多资源和更明智的解决方案；在地方层面，政府、城市和地方当局的政策、预算、制度和监管框架应进行必要的转型；在个人层面，青年、民间社会、媒体、私营部门、联盟、学术界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应发起一场不可阻挡的运动，推动必要的变革。这正是对领导力最好的阐释，东盟部分国家面临的减贫脱贫难题更需要在全球、地方和个人多层面的治理融合和领导力提升。

其实，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减贫脱贫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本国或者本区域的人民谋幸福，所以消除贫困必须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综观包括东盟已经实现脱贫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减贫和脱贫成果无一不在证明着这一理念的正确性。在未来的减贫脱贫实践中，只有更深入地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东盟各国的减贫脱贫工作才会更具活力，才能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机会共享的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作者：范磊，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山东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