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是1997年初春，我从一场车祸中死里逃生。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我却并不急于享受这“后福”，在局里班子分工时，我主动请缨，带队去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驻村扶贫。
我的盘算是，阎王爷并未急于把我收走，是对我的一种警示，说明我人生历练不够；在生命的历程中，我做过恶事丑事，灵魂肮脏，需要接受更多的洗礼，而扶贫正是一项等同于建造“浮屠”、能积蓄功德的光荣使命，何乐而不为呢。
选择挂钩这个小山村扶贫是我们的“班长”詹天绪局长的主意。小山村名叫茶山村，地处江西修水县余塅乡，早年詹曾在这个乡当过党委书记，对全乡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也许是对那片曾经苦心经营过、奋斗过的土地怀有特殊的感情，也许是对在他的任上未能实现某些夙愿怀有深深的愧疚，所以在全县贯彻“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伊始，他就在心里打起了小九九，在县里安排各单位扶贫挂钩点之前，他就早打好了招呼，要将余塅乡“收入囊中”。
所谓“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简言之就是国家计划在20世纪末的最后7年时间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新措施。詹局长在担任本局局长之前曾在县政府办公室当主任，对“八七”计划早已熟稔于心。所以在班子会上，他把一些要点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一遍，把余塅乡的概况也作了简要介绍，并给我交代了具体的工作任务，还特别提醒我，茶山生存条件恶劣，要做好上山吃苦的准备。
02
汽车行驶在一条通往湖南平江的路上。
路况极差。在驶离县城往西行后，车子就开始一路颠簸，幸好我早已习惯这样的道路。在进入土地管理局之前，我在县人武部政工科当副科长，那时候人武部属于地方建制，所以和地方关系很紧密，县里所有的中心工作都得参加，况且本人还负责县报《修水报》每月一期的“修水民兵”栏目的稿件撰写及组稿工作，还要完成《解放军报》、《中国民兵》、《中国国防报》、《人民前线报》及省市报刊的上稿任务，所以必须经常下乡采访，几乎跑遍了全县8区54乡（后撤并为36个乡），但是唯独没去过余塅乡。
说起《修水报》，有一段坊间传闻，说修水有两大宝，一是贫困帽，二是《修水报》。据说“贫困帽”是县里争取来的，修水作为“秋收起义”的发源地之一，属革命老区，地处湘鄂赣边区，凭着这样的条件，通过积极申报，理所当然地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即可享受各种扶贫特殊政策，包括各种扶贫开发项目的立项、税费的减免、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倾斜等；而《修水报》更是来头不小，据《修水县志》记载，修水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创办了《进化民报》，后来由中共创办的《红日》、《工农报》、《修江潮》等相继出现，1956年6月16日，正式创办《修水报》，是全国最早创办县级报刊的县份之一。就凭着这一理由，《修水报》在全国多次清理县级报刊的行动中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江西省仅存的两份县级报刊之一（另一份为《瑞金报》）。
修水这“两大宝”被县里的历任领导视作向下一任领导移交的“政绩”之一，保住《修水报》和贫困帽，别让这“两大宝”在自己任上弄丢了，这可是比自己的乌纱帽还要重要的要务。
然而，尽管有“贫困帽”护身，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位，但修水底子实在是太薄，在村村通路、通广电、通电的“三通”中，仍然显得鞭长莫及。像余塅乡这样的边远乡村，交通极为不便，它位处土龙山脉系，是一块“插花地”或曰“飞地”，但不是像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那样完整意义上的“飞地”，它的三面虽然被湖南平江县的群山包围，但仍有一个豁口延伸出一条小路与修水的大桥镇、上衫乡相连。这条“脐带”连同整个余塅乡的语音、方言体系及其民俗、民风都在告诉人们，她是修水的、是江西的一个乡村。
可是我们的车子还是要借道湖南平江的龙门镇才能进入她的腹地！
03
不巧，我们的座驾抛锚了。
车子经过龙门镇后，我们插入了一条岔路，这是一条比机耕道稍宽的土路，司机小方对路况不熟，稍一走神，就滑出了路肩，前轮被陷进了稻田里。我们的“扶贫小分队”包括司机仅有4人，要把桑塔纳重新弄回路上实在是力有不逮，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有几位住在山边的村民迅速跑过来，脱了鞋子就直接跳进水田，助我们一臂之力，将车子抬了上来。我们原以为他们会向我们伸手要报酬，但是我们错了，在听到我们一声“谢谢”后，他们就离开了。
看到他们的背影我怔住了，倏然闪过一丝对这一带历史旧事的敬意。我在想，这些村民或许就是当年跟随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的那些农民赤卫队的后代；我们脚下的这条路或许就是当年秋收起义队伍临时开辟出来的，因为这儿就是平江、修水的交汇点，从这里翻越土龙山，就到达了修水的上衫乡，那里曾经是湘鄂赣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或许我们的《修水报》的前身就诞生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就在离这儿不远处，就是抗战时期新四军驻嘉义办事处，所以这里的民风一直蓄积着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4
在进入茶山村之前，我们在余塅乡政府住了一宿。乡政府就座落在茶山脚下，似乎茶山离这儿不远，抬头即可望见山顶，但是乡党委书记樊金辉还是劝我们次日再登山。我不知道他是在卖关子呢，还是对我们远道而来表现出特殊的热情？
由于一路颠簸得够呛，所以也没有追问那个“关子”到底是什么，就答应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樊书记在陪我们吃完早餐后，提出亲自给我们当向导，带我们上茶山。
茶山村离乡政府的“直线”距离仅有4.3公里，从地图上看，那是一条很短的带有许多皱褶的弯弯的曲线，步行1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但是我们却爬行了足足有3个半小时！我这才知道，樊书记昨晚要我们在乡政府住宿一晚的那个“关子”的意义。樊书记一路给我们打气，生怕这段艰苦的路程将我们吓跑了。从他的口中我们了解到，余塅乡是修水最小的乡镇，没有“之一”，仅有4000余人口，所以常常被上级“刻意遗忘”，很少有重量级的领导涉足这里。但是余塅乡并不多“余”，我们这支小分队的到来无疑给余塅乡的扶贫工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啪！啪！啪……”突然一阵鞭炮声在山谷中回响，当我们转过一个弯道，其声音和硝烟就扑面而来，樊书记说，这是村里在欢迎你们的到来！在躲避这一波冲击后，樊书记忙着给我们介绍村里的几位干部，一一握手寒暄。看到这样隆重的场面和所受的礼遇，实在让我们甚为感动，扶贫的使命感、责任感在我们心中更为强烈。
面对村民的期待和热望，我们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在努力寻找答案。
05
我们被安排住进了村党支部书记家里。村支书也姓樊，他的家处在村里离乡政府最近的一个小山头，所以进村的人一般都要路过他的家。村里还有另外一条进村的路，那是一条峡谷路，约有5公里，路很陡峭，从那里攀爬上去就到了村委会主任家里，那里村民居住相对集中，约有二十几户人家，村里的小学也办在那里。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两家的房屋隔着一条峡谷对望着，看上去很近，但是如果要串门的话，往返也得个把小时。我们这次在茶山的走访调查，白天一般安排走访村民，晚上如果安排开会的话，村支书就用手电筒对着村委会主任家的窗户连闪几下，对方接着就回闪几下，他们之间的“对话”默契、心有灵犀，这就是山区所特有的“无线通信”。
茶山村全村103户人家，他们分别居住在40多个山头上，若要每家每户都走访到，至少需要7天时间。我们原本打算走访一些有代表性的农户，但是村里建议我们“最好”每户必到，因为他们觉得村民都在盼着扶贫队员去他们家看看。为了做到“每户必到”，村里做了细致的安排，每天行走的路线、中午的派饭、带队的村干部等都安排得很妥帖。按照扶贫纪律要求，我们进村就将伙食费交予了村里，我们要求村里在安排伙食时尽量节约，不要给村民增添负担，所以建议村里不要搞“派饭制”，尽量安排在村里吃。但是这条建议被樊金辉书记否决了，他的理由是，如果每餐饭都回村里吃，要实现“每户必到”，至少需要半个月时间；再说，在农户家吃派饭，更接地气，更能贴近村民生活，拉近队员与农户之间的心理距离。
06
攀山崖，穿密林，走石径……聊家常，做笔记，嘘寒问暖……每走访一户人家，我们的心情就愈发沉重。最难忘的是村民对我们的热忱欢迎，尽管他们多数处在极度贫困之中，但是他们如逢喜事般地接待令我们倍感压力。对于我们而言，走访这些农户只是在履行一道程序，而对村民而言，却意味着迎来了“救星”。所以每到一户人家，他们都要首先给我们端来一盆水，递上一条干净的毛巾，恭恭敬敬地叫我们“洗把脸”，因为山高雾重，每到一户人家我们都一身湿漉漉的，的确需要这样的细致安排。但是在不经意间我们却发现自己一整天竟然洗了十几次的脸！
待我们坐定后，几乎每户家庭都会拿出他们珍藏许久的“药子酒”款待我们。所谓“药子酒”，就是茶山村一带所特有的由白术+蜂蜜+粮食酿成的酒，据说白术具有止汗除湿的功效，所以山民们都喜欢种它，既为自用，还可以卖给药贩子换几个零花钱。但是作为主导产业的白术种植，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原因是白术价格涨跌起伏较大，村民们亏不起。
喝“药子酒”的规矩是，主人拿一只约莫能盛二两的杯子倒满酒，自己先抿一口，用手将杯沿揩干净，然后递给邻座的客人喝，依次进行。这样的喝酒方式委实让人无法接受，但是入乡得随俗，看到樊金辉书记动作娴熟地抿了一口后，我不再推辞，倒觉得这种喝法很“亲民”，因为这不是杯与杯碰撞，而是唇齿间相触，更能缩短与村民的心理距离。酒过一巡，其实只是体验了一下酒的味道，大家并没有什么醉意，但是“药子”的药性倒是起了作用，汗被止住了，全身顿觉轻松；户主看到杯中酒已被清空，感觉到了扶贫队员的真诚，话匣子被打开了，一种“把酒话桑麻”的氛围顿时热络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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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氛围”并不浪漫。每天伴随着日落回到住处，山野一片漆黑，眼前浮现出我儿时的场景：那是新中国成立才10年左右的年代，万物刚刚开始复苏，乡村没有煤、电、油，没有公路，没有娱乐设施，没有与外界沟通的媒介，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干活……但是那时候人们的心情是舒畅的，对于新中国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对获得土地和参加集体劳动这种新生活满怀感恩。然而，这样的场景却依然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将近半个世纪后的茶山村！
由于山高路陡，村民们只能“靠山吃山”。但是山却还是那座山，土地瘠薄，每户人家只能依赖几分“挂壁土”种植红薯、玉米等作物充饥；所种植的经济作物“药子”偶尔会带来一些微薄收入贴补家用；部分村民依赖砍树、伐木柴挑到山下去卖，或以货易货换来一些生活必需品；个别“富裕”的村民经山下亲戚介绍会远走他乡打工，积累一定财富后就回到茶山大兴土木建新房，由于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很难搬运上山，人工搬运费用几乎是原材料价格的两倍，所以村民建房只能采用“干打垒”建房，但是所建的新房并不能吸引山下姑娘嫁到茶山来，因为山下的房子早已是砖混结构，没有人愿意再去住“土壁屋”和点煤油灯，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山上姑娘嫁下山，山下姑娘上不来，山上的小伙子结婚大多只能采取以亲换亲的方式，实在平衡不了的就只能打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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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村的出路在哪里？
在煤油灯下，樊金辉书记和村支书小樊几乎异口同声地提出要我们协助解决通电的问题，金辉书记表示，这是从詹天绪书记开始的历任余塅乡党委政府领导最大的心病，山上没有电，所谓解决村民的温饱问题都是空谈。循着这个思路，樊金辉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图景，如果有了电，单是茶山的木材资源这一项，就可以进行木材深加工、种植袋装香菇等，这样就可以给每户年增收千元以上！还可以减轻村民的劳动强度，使村民不必再扛着木头下山，而是挑着高附加值的产品下山。
为了解决通电问题，乡村两级其实早有规划，一直在采取“报项目争取一点、村民自筹一点、扶贫单位解决一点”的办法筹措经费。而前两项经费的筹措基本就位，只差一台变压器就可以开始施工了，“扶贫单位解决一点”的经费渠道自然就落在了我们单位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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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班子会听完我们的工作汇报后，一贯比较“抠门”的两鬓斑白的詹局长即刻拍板同意解决变压器问题，并决定加强茶山的“造血功能”，待茶山通电后，为其扶持建立袋装香菇加工厂，帮其购置粉碎机及协助联络购买香菇菌种等原材料，所需经费由原预算安排购置土地执法车辆及其他办公设备的经费中“挤一挤”。局里的“家底”我很清楚，1996年县里机构改革，局里从县城乡建设局分离出来，一切都要重新置办，经费捉襟见肘，这回老詹如此爽快地答应安排经费扶助茶山，足见其内心积淀已久的茶山情结有多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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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在多方努力下，茶山终于有了电，有了机器的轰鸣声，有了新的主导产业——袋装香菇种植。
一年的扶贫期即将届满，原打算在新年度局里工作分工时继续领衔去茶山村扶贫，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组织部通知要将我调离土管局工作岗位！
虽然茶山村的变化是国家扶贫计划推动的，我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我依然有很大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我知道，茶山的扶贫之路还任重道远，但我希望继续走下去，我想看到村民们的笑脸，看到他们和山下的人们一样不再挨饥受冻，在温饱的环境中有更美好的追求。
可惜我不能再参与这一进程了……
后记：2020年4月26日，修水县作为江西省最后一批贫困县之一被宣布成功摘帽！而余塅乡茶山村早于2016年就实现了全村整体移民搬迁，其中移民到县城的就有64户，其他贫困户均被安置于余塅乡金殿移民小区及敬老院等地，村民们终于走出了大山，在通往小康的路上奔跑着。
（孔劳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