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贵州曾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现在是全国减贫人口最多的省份。2020年，在脱贫攻坚的决胜时刻，无数扶贫干部正在贫困山乡和乡亲们日以继夜地努力奋斗。对扶贫战士们来说，基层条件艰苦，很多时候“没有枪，没有炮”，工作的一些必备条件需要自己去想办法。近些年，半月谈记者在贵州山区采访，时时看到基层一线扶贫干部千方百计开展工作的一些举措，有开动脑筋刷在各处的标语，有自行打印攒成一本“砖头”的民情日记，有自行购买、“私车公用”的二手车……这些粗糙简陋但令基层群众暖心的脱贫“装备”，正是千千万万基层一线脱贫干部矢志为民、忘我奋斗的缩影。
标语，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脱贫攻坚一线，标语是基层干部开展宣传的有效工具，为此他们动了不少脑筋，把深刻的道理浓缩为通俗易懂的几句话，刷在醒目的位置，让基层群众知晓。它们有的漆在路旁，有的涂在墙上，有的写在牌子上。语言大多通俗，有时不乏幽默，有的还散发着与贫困斗争的硝烟味，励志色彩浓厚。
↑这是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麻山镇拍摄的标语（2019年9月3日摄）。段羡菊 摄
激发脱贫志气的标语，是最风趣的一类。“抢当贫困户，永远不会富，吓跑儿媳妇。”这三行标语，竖立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麻山镇的一个路口。“窝在家里出懒汉，出门干活人人赞。”“富贵贫穷不是命，艰苦奋斗能翻身。”在这个县的郊纳镇、打易镇，这样的规劝，经常可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郊纳镇，勉励贫困户靠内生动力脱贫致富的标语（2020年4月11日摄）。段羡菊 摄
毕节市纳雍县董地乡，是贵州评定的全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去秋和今夏，记者两次经过这里，第二次时发现路边多了一条标语：“主动参与发展，创造有尊严的收入。”当地乡干部告诉记者，要确保全乡未脱贫的250户872人在2020年上半年达到脱贫标准，迫切需要激发他们当中有劳动能力者，用勤劳的双手，外出务工或者在本地参与农村产业扶贫。
↑贵州省纳雍县董地乡的公路上，标语鼓励农民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2020年5月21日摄）。段羡菊 摄
↑贵州黔南长顺县山区，“喝酒逗鸟没前途”，鼓励勤劳脱贫（2020年6月4日摄）。李惊亚摄
“今天的辍学生也许就是明天的贫困户。”六盘水市水城县果布戛乡的山路上，这句直言不讳的话，用红漆醒目地刷涂在路旁的坡壁。“有田不耕仓库虚，有书不读子孙愚。”这句标语写在望谟县郊纳镇集镇附近的路旁。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果布戛乡的山路上，体现教育扶贫保障的标语（2019年11月22日摄）。段羡菊 摄 教育扶贫标语，是记者在贵州见到的较多一类。在贵州的贫困山区，义务教育阶段辍学不容忽视。有的孩子厌学，有的父母想把孩子带出务工。为了“一个都不能少”，基层千方百计，运用教育、行政乃至司法手段。如今，辍学现象在贵州贫困山区得到有效控制。 望谟县，农民杨光友家的外墙上刷着两条标语，“世界再大也不怕，学好文化走天下”，“家庭的希望在孩子，孩子的希望在教育”。“我不认识字，我的两个娃愿意读书，不愿意打工，我再苦也要支持他俩。”乐观勤劳的杨光友说，教育扶贫政策减轻了他抚养两个孩子上学的负担，他自己赚钱解决孩子的生活费。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麻山镇的乡村，教育动员标语（2019年9月3日摄）。段羡菊 摄
“易地搬迁进城市，福泽儿孙几代人。”这句标语印在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塘坝镇的农房墙上。贵州已完成了188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人数为全国之最。年纪较大的老人由于故土难离、缺乏文化，不少人不愿意进城。基层干部从有利于年轻人找工作、有利于孩子上学的角度，做思想动员工作。
↑铜仁市沿河县乡村，易地扶贫动员标语（2019年11月15日摄）。段羡菊 摄 除了这些“脱贫标语”，在贵州山乡，基层干部身边的一些“脱贫装备”也让人难忘。
乌蒙山里的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锅圈岩乡，记者见到了近年采访所见过“最厚重”的一个“笔记本”，A4纸长宽，厚厚一本，掂在手里沉甸甸，像砖头般重。本子的主人，是乡党委书记陈毅。“笔记本”的内容，主要是打印装订的贫困户信息。陈毅翻开目录介绍：“全乡17个村剩余405户未脱贫的家庭情况，每家每户，都在上面。”
↑在贵州省纳雍县锅圈岩乡拍摄的乡党委书记陈毅载录全乡每户贫困家庭信息的“笔记本”（5月22日摄）。段羡菊 摄
陈毅说，对于“笔记本”，他每天起床后、睡觉前都会看，下乡也随身携带，做到心中有数。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乡松发村驻村扶贫的第一书记李大奎，已经记满8本“民情日记”。他是毕节市政府下派的干部，之前已带领两个深度贫困村脱贫出列。“这家喂的两头牛情况怎么样了，那家孩子读大一4500元钱补助得到没有……”李大奎说，有什么事就随时记在“民情日记”上。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乡松发村驻村扶贫干部李大奎（左）手持“民情日记本”，下乡开展产业扶贫（2019年11月21日摄）。段羡菊 摄
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开展扶贫工作，也是一趟丈量山河的旅程，徒步是不行的，难以跨越大山大河。拿起铝制水壶，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官舟镇红星村第一书记侯元军钻进皮卡车，轰隆隆点火发动，下组查看产业发展情况。他说，这辆皮卡车是他花了两万块钱买的二手车。“驻村帮扶没有车实在不方便。”
红星村村民田东芬很感谢侯元军经常“私车公用”：“他这个人随叫随到，我们收红薯、收稻子的时候，他都拿自己的车帮我们运。”
↑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县城，官舟镇红星村第一书记侯元军正打开二手皮卡车车门，踏上回村路途（2019年11月15日摄）。段羡菊 摄
去年四月，黔东南州剑河县南哨镇翁座村的扶贫干部也买了辆二手车。与侯元军不同的是，这辆车的所有权归属于6个人——他们每人花费5100元，“众筹”购得了这辆7座越野车。从县城到翁座村，不仅要盘旋翻越多座大山，还要从临近的黎平县借道，开车就得五个半小时，没有车，确实难以开展工作，也不方便为村民办事。“我们一拍即合，凑钱也得买！”扶贫干部杨凤林说。
↑贵州省剑河县南哨镇翁座村地处偏远山区，2019年4月，驻村扶贫干部“众筹”买了辆二手车，便于开展扶贫工作。（扶贫队员供图）
还有一些“装备”轻巧、实用，比如喇叭。“人穷志不短，脱贫不扶懒……”走进六盘水市水城县果布戛乡大寨村，只见驻村干部龚文克臂挂红袖标，手举喇叭走村串户。“我们把政策编成顺口溜，引导贫困户自力更生。”
↑贵州省水城县果布戛乡大寨村驻村干部龚文克，展示“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旗帜（2019年11月22日摄）。段羡菊 摄 沿河县后坪乡，驻村干部田镁镁挥起镰刀将竹子一劈为二，和同事们一起加工竹篱，美化乡村。他们都身挎印有“人民公仆”字样的挎包。挎包是2018年7月乡里给扶贫干部发放的，里面有一本“民情日记”、一把雨伞和一只手电筒。
↑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后坪乡，干部下乡时都配备了印有焦裕禄图像的“人民公仆”挎包（2019年11月16日摄）。段羡菊 摄
来源：半月谈新媒体
半月谈记者：段羡菊、王新明、骆飞、崔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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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