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 | 谁在批发疫情中的傲慢与偏见？

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三根毛衣针的编织下，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把自由叙事与威权史诗两根线扭结在一起，在这样一个色彩驳杂的舆论场内，疫情就像一把柳叶刀，在每个国家解剖社会，也刻画人心。

我们高喊湖北加油，但很多运送湖北民工的车却下不了高速；我们赞扬医护人员是最美的逆行者，可他们一旦不逆行了，有些人就把他们挡在家门之外；我们收到海外学子华侨捐赠的口罩时激动不已，但转眼就把他们看作吃里扒外的墙头草。

如果你认为上述的转折关系大都站得住脚，足以说明社交媒体独特的放大和移情效应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

仿佛每一起孤立的事件背后都是历史和社会的必然，在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个个仿佛之际，我们甘愿放弃了每个人理性思考的自由和权利，就像一个个记者的改变，在电话与网络之间主动放弃了到现场去的职业操守与新闻理想一样。

社交媒体场域不是那个人人拥有话筒的，童话般的开放与平等的所在，而在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公司的运营平台，商业利益群体占据主要地位，是公共传播主体被“光荣”弱化的商业剧场。商业主体设置的一切议程最终都以流量为导向，以利益为终极目的。仿佛大家都在为人民转发和呐喊，殊不知每一次转发的背后都是在为少数人的人民币服务。

新媒体场域对于掌握服务器资源的平台公司就像元首手下的沙盘，而一个个他们提拔的元帅和将军则与元首之间存在着种种默契。彼此搔痒，又彼此利用，在一个个舆论风口批发着会心一笑与怒不可遏。

公共传播秩序的维护者原本对基本的传播安全的考量，因为其管理模式的僵化，给商业传播和平台机构以充足的理由巧妙地将其预设为拥趸的减压阀。自己躲在规则之后，又在不断利用规则之便。他们占用的是公共资源，做得却是娱乐致死的买卖。每当拥趸队形不够整齐时，解剖一个不服从防疫管教的外籍“跑步女”，队形立刻就齐了。

问题是当秩序的守护者只去过滤危险信息，却因为坚信市场万能而对劣质信息不闻不问时，资本就嗅到了一切可以通过夸大和移情标榜自己所谓“反主流”英雄底色的机会。后者享受着制度性的丰厚红利，却时刻不忘以“去中心化”的角色粉墨登台。

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吃得文雅；我看来，他们吃得比他们表面上反对的，已被其脸谱化的规则机制还要难看。因为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的事儿，不是通过给人洗洗稿子，给人洗洗脑子就能做得好的。

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握着“信息和数字科技”的请柬疯狂涌入的剧场，一个专业制造噱头和情绪的围城。每当你拿起手机看节目时，就自愿地去切断了与现实的关系，在“橱窗购物”中，在转发与愤怒中，在轻而易举的“泪目”和感动中选择了与现实生活的疏离，进入一种短暂的信息麻醉和癫狂状态。

米歇尔·福柯总是拿监狱和考古学做隐喻，研究社会和权力。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社交媒体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应该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当初对社会和权力表现出的鄙夷和愤世嫉俗。

某种意义上这个场域内奉行的是一种比电视更罪恶的“洗脑”规制，因为它时刻都顶着自由和民主的光环，以至于稍有人质疑社交媒体，仿佛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言外之意：“你丫闭嘴，这是公共领域，我们这讨论民主和自由呢”。

社交媒体时代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仿佛是我们的幸运，事实果真如此吗？

此刻的善治，就是藏在心底的“我挺安心”；此刻的媒体，就是问心无愧的“我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