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晚冬初春之际中国大地上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是在经历抗击“非典”斗争短短17年后又一场艰巨的卫生防疫应急战。在应急战“疫”的同时,科学分析疫情的源头、进而思考建立长效公共卫生机制,是举一反三、科学统筹的必需。
尽管新冠肺炎的疫情源头并未完全确定,但全球科学界的主流共识是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现有的一些研究更已将疑似来源具体指向蝙蝠、穿山甲等。即便病毒从动物到人的具体传播感染渠道尚有待进一步科学研究,但大量分析认为食用野生动物以及野生动物交易市场造成的污染极大加剧人感染动物体内病毒的风险。
尤其令人痛惜扼腕的是,科学研究认为,17年前“非典”病毒的肆虐同样是来源于野生动物。应当承认,在较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原因类似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已经在向我们发出社会治理的明确警示。
在应急战“疫”紧张进行之际,以科学精神全面审视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补足野生动物保护和公共卫生政策交汇处的短板,是应急与长效工作并行的科学方法论。
可喜的是,我们看到,就在武汉市宣布“封城”的农历猪年除夕当天,19位院士和专家联名呼吁全国人大紧急修法,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政府部门也以发布通知、加强执法等不同形式,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更令人欣慰的是,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明确表示拟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列入人大常委会今年立法工作计划,并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这标志着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修订已正式提上日程,并有望进入快车道。
在欣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其实在2016年已经进行过一次系统性修订,但在应急战“疫”中则能看到上次修法所存在的种种不足。尤其突出的矛盾在于,监督和执法力度不够,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具体办法、目录、标准等也未及时出台完善。
今天,我们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提出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问题。“健康入万策”,把公共卫生与野生动物保护相结合,正是以科学精神补足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中的一块短板。野生动物保护修法工作既回应当下社会严重关切,也是一个进一步开展宣传教育和科学倡导的过程。希望应急战“疫”与建立长效机制能齐头并进,同时取得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