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病例破千用了四个月,新型冠状病毒只用了25天,此后达到两千仅用了两天时间。这种蔓延速度,充分说明了疫情防控形势之严峻。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已知病毒,而且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极有可能已经发生变异。其潜伏期可达14天,远长于非典病毒的3-5天,其间传染性强,且症状人际差异较大,有的难以察觉。这些特性在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传染防控工作的难度。
赶上春运,从武汉12月31日首次报告疫情到1月23日封城,武汉三镇外流总人数应以百万计。就在封城前几小时,估计还有几十万人离开武汉。目前来看,封城是一项艰难而无奈的决定。从那以后,如何给这些离开武汉的人定位,查找其密切接触者成为各地防疫部门的重要工作。
高效的群防群治可算我国制度优势之一,但在单位社会瓦解之后,不断深入碎片化和流动性都在加大群防群治的社会成本。尽管各地联动,压力逐级传导,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绝大多数武汉之外的感染者已经占到了总感染人数的一半左右,他们要么是从武汉来的,要么是其密切接触者。
凡与武汉有交集的都有很高的感染可能。这在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武汉及其周边诸多同样封城的卫星城镇的疫情防控到了多么严峻的程度。那片城市群居住着2500万到3500万人口,更不用说暂时的医疗及生活物资短缺带来的社会心理恐慌
人们有理由追问:当病毒在分秒必争地侵蚀人群时,黄金防控期是如何在不经意间溜走的?可能只有几个小时,但却可成为引爆连锁反应的导火索。
难怪昨天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会议把疫情称为“命令”,敦促主政一方的“关键少数”上前线,守土尽责,接受考验。
这次接受考验的绝非仅仅是地方大员,更是整个国家的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种考验不只是看武汉用了一百小时建起一座大型医院,不只是看多少医护工作者志愿成为“逆行英雄”,更要看整个治理体系如何从代价高昂的“不经意”间真正认识到何为“初心”,哪是“使命”,要看这个治理体系更好地实现与社会的坦诚沟通。
此时此刻,人们不需要那么多英雄赞歌,更不需要多难兴邦的说教。他们需要的是科学和透明。不论是否能找到有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法,保持理性始终是治疗未知恐惧的最好的良药。
这次疫情绝不仅是什么镜子用来照官员不作为的。这次疫情就是一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战争。一场不会有逃兵的战争。
从一个侧面看,人类的历史本身也是一部与病毒和传染病搏斗的历史。很多历史因为疫病改写。抑或说,疫病史就是人类史。人们活在现代化的神话里越久,那些幽灵就越有理由以原始的方式证明这种神话本身的虚妄之处。
当人们跨越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便能愈加从容地面对未来,直到恐惧本身成为唯一值得恐惧的地方。
“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成不变的,相反,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 ——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本文原载于中国日报旗下“世界观”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