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才刚刚吹拂到小山村，能买得起黑白电视机，插上高高的天线的毕竟个别，于是，村里偶尔能放场电影就成了小孩子最盼望也最痴迷的事了。

最初的电影院是村里的大会堂。

位于村子最中间最热闹地段的大会堂，大门口上面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墙壁上是整齐而响亮的口号。前面高高的主席台上，是早早就挂好了的银幕，方方正正的黑色宽边大布，四个角用绳子绑着，下面一行行整齐的长凳子。

小学生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学校组织看电影。放印时间一般选在下午，上课铃声一响，老师迅速行动起来，带领各自班级的小不点儿，按顺序走出校门。一路叽叽喳喳地穿过村里的小巷子，引得村里人都伸头热议，有几个同村的孩子，礼貌而大声地向路边的长辈打招呼。走进宽大的大会堂，老师会根据事先统一安排，带领孩子从到指定位置。

人员来齐后，大门缓缓关上，整个大会堂顿时黑了下来。在大家的热切期盼中，早就架好机子的放映员将一束刺眼的光束射向正前方。要开始了，要开始了！孩子们把小嘴吧都闭上，切换成了眼睛和脑子兴奋模式。个别调皮的孩子会伸长手臂跳起来，只为在大银幕上留下瞬间的影子，只要不是特别过份，这时的老师往往很少呵斥。当那条熟悉的龙在银幕上游出来时，整个会堂的目光终于都被吸引过去了。

中学时，看电影院移到了升旗的大操场。

每个月，学校总会组织看一晚电影。那天晚上，老师基本上不布置晚自习作业。晚餐后，学生们就都懒散下来，三五成群地聊聊天、八八卦，除了特别认真的埋头若干的学霸。我们像翱翔在自由天空的鸟儿，整个学校的氛围也变得轻松自在且亲切了。晚自习铃声响过，学生从教室自带板凳，排队到操场，沿着国旗杆的线，按指定位置排成两纵队坐下。巨大的银幕从楼上教室的阳台上垂下，四个角系在四根柱子上。《洪熙官》《张三丰》《笑林小子》等等，一部部优秀的电影从银幕上缓缓流趟而过。

在一个温暖的傍晚，天空晴朗，万里无云，黄昏的光芒早已从西面的远山沉甸下去。电影刚刚开始放，我无意间瞄了眼东面的教室，眼睛却瞬间被天边一个火红的超级大圆盘给吸引住了。那是月圆的日子，整个月亮火红火红的，血一般的火红，能清晰地看到上面的点点黑斑，周围散发着一圈淡淡的红晕。就像初升的红日所散发的光芒。教学楼的灯都关了，除了银幕，整个大地都是暗的，天空，清澈透明，没有星星，只剩下那个火红的如血一般的超级大圆盘。我彻底惊呆了。那一幕，比电影更精彩地画面，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第一次进电影院是为了《泰坦尼克号》。

上映的那一年，人已在广东。那时还不懂大片是什么，也不懂热映是什么。只看到满大街到处是与之有关的宣传，名字也多姿多彩，就连校门口的小小录像厅，都有了《铁达尼号》《太坦尼号》《铁达尼克号》等多种称呼。同学间谈天说地闲扯的，也离不开露丝和杰克。但我一点都不逛热，甚至有些莫名其妙：这电影我去年就看过，一点都不好看。

从号称与香港同步的冬天，到大影院上线的那个春末，一直到即将过完那个学期，忽然间，淡定的我得到了信息：此《泰坦尼克》非彼《泰坦尼克》。于是，在临近放假时，我赶上了末班车，人生第一次走进电影院。

昏暗的灯光，狭窄的座位。或许是热映期已过，人不是很多，三三两两地小堆小堆坐着，低声窃窃私语。电影很精彩，加上之前宣传里出现的镜头已深深印入脑海，所以，时隔多年，对电影院的印象早已模糊了，只依稀记得电影的大概情节，当然，还深深地记住了票价：五元。

再后来，电影院升级成了影城。

新的电影院里，再也看不到四条绳子拉着的银幕，坐椅从狭窄的翻折的木凳子换成了宽大厚软的沙发。跟着升级的不止是这些，还有票价，还有名称：高大上的影城，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休闲广场。影城里有安放着多个放映间，同时播放不同的影片。舒适的座椅，高档的音响，来一杯奶茶，抱一桶香喷喷的爆米花，热恋中的年轻人，跳跃的孩子，忙里偷闲的中年夫妇，甚至是执子之手款款而来的老年人。随着国家的开放、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飞跃性提高。作为大众娱乐休闲的普及，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可以走进电影院，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看。

大会堂早已改造成了各色丰富的农村文化礼堂，电影院功能已经成为孩时的记忆，承载着我们曾经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那些化为时光之尘埃的影像，见证了昨日，存进了记忆。现代化的电影院的林立，印证着今日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多彩，彰显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轨迹，绚丽与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