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续两个多月的香港乱局中,不少香港年轻人成为蒙面 “黑衣人”,到处实施暴行和破坏,叫嚣要“揽炒”(粤语“同归于尽”的意思)。既让人愤慨、痛心,又值得深刻警醒和反思“暴”与“乱”背后的香港教育“病因”。
据《大公报》报道,8月25日,香港荃湾和葵青地区的暴力示威游行中,警方共拘捕36人,
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
。
根据香港警方的数据,6月份以来的连串暴力示威中,
至少有五名未满16岁的学生被捕
。
本该是天真无邪的学生,却冲到了暴力集会第一线;本来是阳光向上的青少年,却满目狰狞、侮辱国旗、攻击警察......这不禁让人要问,香港的年轻人怎么了?
《大公报》8月17日发表社评指出,香港“病”了,首先是教育“病”了。部分老师不像老师,误人子弟;部分学生不像学生,聚啸街头,目无法纪。
众所周知,在回归之前,香港曾有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历史。一开始,英国并没有把香港“放在心上”,对教育也是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政府改变对港政策。为了强化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力,港英政府开始按照
英国“子民教育”模式培养华人学生,在教学语言上推动
英语成为教学的主导语言。
到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开始推行中小学免费教育,
学校课程由当时教育署辅导示学处的督学及有经验的教师编写,主要是参考并基于英国苏格兰的各科课程。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港英政府为了便于管治,拒绝在香港的历史课程中加入可能形成民族认同感和引起民族感情的内容。
1971年9月30日,港英政府出台《教育条例》,明确规定师生在校内严禁使用“祖国”“民族”“国籍”等词语,
同时回避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美化英国统治历史,强调英国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等。
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在“一国两制”前提下仍保有极大的自由,这种自由也体现在教育上。教材、教学体系还是以英式为主,殖民教育的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香港的学校是由办学团体管理的,各所学校对学生、老师、教育方针皆有自主权。香港中小学校主要可分为四大类:
官立学校、直资学校、资助学校和私立学校。但官立学校只占少数,教育署只是负责分配资源和监察学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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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学校:由各类志愿团体如教会、社会体、同乡会等主办和政府拨款资助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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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资学校:由法团校董会/校董会自行管理,享有按学校合资格人数计算的政府津贴,但仍可以收取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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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学校,四种管理体制,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和条件入读。
香港学校主要采取英式学制,学生修读五年中学,并没有正式的初中、高中之分(但在课程大纲中则仍分为中一至中三及中四至中五两个阶段),中学后再学习两年预科课程,然后报考三年制大学。
一直到2007年9月,香港才开始推行新的“三三四”学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这才终于与内地学制接轨。
在香港,教科书没有统一规定。关于书本的印刷商,只要具有相关印刷准许证即可。各大书商会根据教育局的指引“适用书目表”印制不同类型的教科书,
由学校自己订立购买书本名称,由学生自行购买课本。
香港是“两文三语”教学,即书面语以中英文并行,口语为英语、粤语、普通话兼顾。
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香港的中文教育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在主权移交中国后仍然存在。
1997年9月,香港特区政府发表“中学教学语言指引”,强制公营中学在1998年新学年自中一开始推行母语教学。随后,采用中文教学的中学不断增加。
目前全港大约有500多所中学,但仍有100多所中学保留全英文授课,又称“英中”。
“英文中学”除中国语文、历史等相关科目使用粤语或普通话教学外,其他科目都采用全英文教材以及全英文授课。
从一些数据可以看到,学业成绩整体较
好的学生多集中在英文中学。
在采用中文教学的课堂上,老师大多也以广东话为主要授课语言。从教育局关于中学会考中文作文试卷的分数统计来看,香港中学生的整体中文水平仍然不令人满意。
翻阅香港一些学生的作文,常常会发现大量的粤语式口语词汇。比如“迟到了一会儿”写成“迟到了小小”,“没耐性”写成“冇耐性”,“小弟弟”用“细佬”等很港式的行文风格。
香港的中文环境也并不算好,一些本地的媒体报章对句式要求、语句的通顺流畅等,要求要比内地低得多,学生很难从日常阅读的报章杂志上读到规范的中文。
普通话教育的缺失,造成了香港与内地语言文化上的某种“隔断”。在历史教育上,这种“隔断”体现得更加明显。
2016年年底,有媒体曾做过一个调查,考察香港的中学历史教育现状。其中,关于“新中国成立于哪一年”这个问题,来自80所香港中学的300多名学生,只有27%的人能准确答出“1949”。
在香港,历史学科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科目,一个是“中国历史科”,学习中国古代到近现代历史;另一个是“历史科”,主要学习世界历史。这一格局在1960年左右奠定。
在70年代,中国历史科被设为初中共同核心课程,通俗点说,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
但1993年香港开展教育改革,中国历史科成为选修课,地位逐渐降低。
香港回归以后,对于教育界来说,本是个再次重视中国历史教育,强化民族认同的大好机会。但随之而来的教改,却走向了反面。
按照教改规定,中国历史被划入“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这个大类,使得
中国历史不再是必须“单独成科”的课程。而且由于并没有规定具体的科目与课程,使得拥有自主制定课程权的各学校,没有把历史知识系统、全面、独立地教授,进一步弱化了历史教育。
香港历史博物馆陈列
2016年的数据显示,有12%的香港中学在初中阶段没有独立的中国历史课。而在单独成科的学校中,有的把本来“一周两节”的课时进行删减,有的把“三年课时压缩至一年教完”。
高中中国历史课面临的情况更严峻。以前,大约有三成香港高中生将中国历史课作为选修科目。但2009年课程改革后,必考科目多了通识教育,加上新课纲提升了中国历史课的考试难度,选择这一科目的学生比例跌至仅10%。
一直到2018~2019年度,在林郑月娥的推动下,香港才规定所有初中须将中国历史课作为独立必修科。
7月21日,香港示威者冲进中联办,侮辱国徽、涂鸦“支那”等辱国字眼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过:
“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的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
中国历史教育的长期弱化,使得香港年轻人缺乏正确的历史观和国家、民族认同感。某种意义上,是历史认知的巨大缺失,给了“港独”滋生的环境。
2009年,通识教育被引入香港高中,在2012年成为香港版“高考”DSE(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核心科目。
通识教育科共有三大范畴“自我与个人成长”“社会与文化”“科学、科技与环境”,下设六个子单元:
通识教育最初立意本是好的,让学生可以早点接触社会上的知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以及批判性思维。
首先,由于没有教材送审制度,通识课没有统一的课本,教育部门虽然给了一个课纲,但只要课本内容符合课纲要求就行,不审查实际的教学内容。
从家长以及网友曝光的通识课教材来看,《今日香港》和《现代中国》这两册通识课本内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宣扬西方价值观、鼓吹“占中”等内容。
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落地生根。对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取得的成就,通识教材却不提及,反倒通过援引“律师”和“市民”意见等,歪曲香港实际的政治、司法和社会状况,唱衰质疑“一国两制”,乃至用“两制”压制“一国”,让青少年很难养成正确的国家观念。
其次,通识课教师的要求非常低,只需要接受35个小时-100个小时的培训就可以了。
这样的情况下,通识课教师的质量参差不齐,很多老师甚至带有主观的政治立场。
2013年非法“占中”一说提出不久,便有教师炮制“占中”通识“教材”。更荒唐的是,教材由非法“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担任顾问并把关,原应教导学生明事理、行正路的“教材”,被别有用心者制成“占中行动指南”,赤裸裸地进行单方面的政治宣传。(详情请点击→
看完香港学生的通识教材,吓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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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组成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及参与会员最多的组织,但其领导机构却长期被反对派势力所把持。
“教协”官网截图。“教协”会用医疗服务等福利吸引教师加入。(注意,官网右侧发表的“新闻稿”)
2016年8月,“教协”负责人叶建源公然表态支持中学生在校园内宣扬“港独”。
今年8月中旬,“
教协”还主动发起示威活动,煽动学界去维园示威,以“强力表达”政治诉求。“教协”理事张锐辉更纵容乱港团体煽动学生罢课,称“他们有表达政见的权利”、“老师要让他们实践”云云,甚至鼓动老师在校内搞冲突。
7月底,香港真道书院助理校长戴健晖以“Alvin Tai”的网名,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条帖子,诅咒香港警察的孩子:“如果警察的孩子七岁以下,那他们活不过七岁;如果警察的孩子七岁以上,20岁前他们会死于非命。
据《大公报》报道,戴健晖上个世纪90年代毕业于香港大学历史系,曾在津贴中学教世界历史和通识科近20年。
还有曾任通识教育教师联会主席的中学教师赖得钟,被发现以“黑警死全家”标语,作为其社媒个人专页的头像照片。
这样“失德”之人何以配为人师?
如今香港已回归22年,但部分人心并没有随着主权移交而全面回归,近年更滋生出激进的分离思想。
从2014年的“非法占中”到今年6月开始的“反修例”风波,可以看到参与者低龄化非常明显,这些涉世未深、本该安心学习的年轻人,深陷暴力冲突之中,成为乱港反中的“狂热分子”。
深究其中缘由,香港基础教育难辞其咎。尤其是回归以来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以及外来、本土一些“黄师”(反对派教师)、反华势力对年轻人的唆使、“洗脑”式教育等原因,致使香港年轻人的民族认同感、爱国精神缺乏。
是时候对 通识课和国情教育进行系统性地拨乱反正了。
只有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国家观念、国民身份认同,才能彻底斩断“港独”伸向青少年群体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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