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奋斗 砥柱中流——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空前凝聚

“弟兄两人正在闹矛盾，突然进来一个强盗，我们是继续打架还是联合起来对付强盗呢？”这是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党领导人对红军战士讲的一番话。

在国家民族遭遇空前危机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中日民族矛盾。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人毅然高擎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中国，向正确方向迈出了历史性一步。

稍稍向前追溯，可以梳理出更为清晰的历史经纬：

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１９３２年４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

１９３５年８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１９３５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全国各界积极响应。

……

抗日，让中华民族形成空前的凝聚力。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厚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军队，什么阶级，什么政治力量，只要你抗日，共产党就和你联合共同救国。”

由是，才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出现过被蒋介石调到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将士与红军一起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也才有了庐山上那段讲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统一战线曾面临巨大考验。１９４０年，国民党悍然发动的“皖南事变”，在国共之间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面对这一惨案，周恩来悲愤撰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国难当头，共产党人一方面谴责国民党的不义，一方面继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南洋华侨侨领陈嘉庚，到重庆之后，坚持要到延安去看看。走遍延河两岸，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是真正希望联合各界力量抗日，延安平等、自由、充满积极的力量！”

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

靠一支怎样的军队，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才能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事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抗战的武装斗争，是一场人民战争，战争形态迥异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主要参战国。敌强我弱，要取得胜利，只有最广泛地动员民众，“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不发枪，不发炮，只发干部和电报”，这是八路军、新四军都有以人名命名的部队番号的原因。一个个干部被派到敌后，就变成一个个火种，发动群众建立起一支支抗战杀敌的部队。共产党就是这样创造了中国抗日更广泛的战场——敌后游击战场。

侵略者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有效占领广袤的农村。他们统称为“共产军”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领导的武装遍布在他们所谓“占领区”的千山万水、千沟万壑、千村万寨。

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共产党武装的评估应该说是客观的：“简单的生活，寙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却能以“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这些“尽管人数不多但能量惊人”的武装，是其真正的“大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抗击着约６０％的侵华日军和９５％的伪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说，在一般性战争中，游击战对战争进程主要起辅助作用。但在中国这个以乡村为主、疆域广阔的多民族大国中，却形成了巨大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游击战场，“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为“治安战”困扰的日军旅团长铃木启久在给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的报告中对“占领区”是这样描述的：“表面上，这个地区是一片雪白的，深入扒开一层皮，里面却是通红的。”

林海雪原、太行山脉、华北平原、江南河汊、南粤大地……广泛动员，全民皆兵，使日伪军成了囚笼困兽。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历史证明，谁赢得人民，谁就会赢得战争。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是当年的歌咏，也是历史的真实。这支有红军血脉的部队，虽然装备简陋、衣着不整，不少还拿着“冷兵器”，却因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敌人的后方站稳脚跟，发展壮大。

在华北、在华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辽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东北、华南，一直到海南岛，建立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１２．５万次，消灭日伪军１７１．４万人，包括５２．７万余日军。

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开始全面反攻。８月９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最接近日伪军的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至年底，共歼灭日伪军近４０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２５０余座。

“敌后游击战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战略大会战。”曲青山这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