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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里，传统的国家分类——比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等，正备受质疑。曾经，这些分类方式因为简单实用而被广泛应用于政策讨论；但如今，面对全球发展进程中日益复杂，甚至经常自相矛盾的现实，这些分类方式遭遇了挑战。

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更是深化了这场大讨论。拿中国来说，虽然以人均经济指标衡量，中国未必完全符合“发达国家”的定义，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创新能力、基建水平和地缘政治话语权等，已经可以比肩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与此同时，许多长期被视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正深陷经济停滞、政治经济极化与社会动荡等内部困境。

近年来，“全球南方”成为学术、政治和政策话语中的一个热词，用以指代那些共同经历过殖民统治、经济边缘化和国际秩序中系统性不平等的国家群体。这个概念高度概括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富裕的发达国家与长期被排除在全球财富权力体系以外的国家之间的鸿沟。然而这个词过于宽泛，因此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

那么，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层级的做法是否已经过时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它依然能够反映世界经济秩序中持久且深化的不平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当今全球贫富分化程度同20世纪初相比没有任何改善：全球最贫困的50%人口人均资产仅290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合3312美元），而最富有的10%群体财富是这一数字的190倍。收入不平等同样触目惊心：最富裕的10%人群攫取了全球52%收入，而最贫困的50%人口仅获得8.5%。因此，国家分类不仅是历史或意识形态遗产，也依然是分析当今世界财富、权力与机会持续失衡的有效工具。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全球不平等的基本格局。要论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南北划分”等术语仍具分析价值与政治意义，首先必须考察这些分类的历史演变及世界经济体系长期以来的等级结构。

已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现代世界经济是通过生产、供给、贸易、投资与金融流动相互连接的统一体系。换句话说，世界经济是一个统一的、综合的整体，而不是许多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

当前高度互联的世界经济，很大程度上是16世纪以来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产物，它历经了奴隶贸易、殖民统治、“自由贸易”和世界大战，强行将多元社会文化体系整合为单一经济结构。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全球劳动分工，使商品、劳动力、生产与资本通过复杂的产业链跨境流动。亚非拉一些地区因为成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被较早地被纳入该体系，中国则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成为补齐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后一块关键拼图。

当代世界秩序由政治文化制度各异的主权国家构成，但它们却共同嵌套在基于差异化专业分工与相互依赖的统一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劳动分工意味着“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国家层级关系永久存在——各国在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在世界经济结构层级中的相对位置。

历史上，全球生产活动和资本总是从衰退领域向高利润领域转移，进而促使低竞争力产业在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技能水平与科技实力等因素影响下，迁至“半边缘”或“边缘”国家。这种重构过程为各经济体在世界体系中实现“向上流动”创造了机会，但并不是每个经济体都能把握住机会。中国正是抓住全球化机遇，特别是生产投资国际化机遇，成功提升国际地位的典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与快速工业化，成功从“边缘国家”跻身“半边缘国家”，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过去十年来，中国日益显现出“核心国家”特征，在技术创新、制造业与出口等方面的全球主导地位不断巩固，“一带一路”等倡议更增强了其地缘政治影响力。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核心圈占据更大空间，它与传统西方强国的竞争也逐渐加剧。

中国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路径。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员的身份，使它在与面临相似挑战的国家分享经验时更有说服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等倡议并非传统的“援助”，而是一份“邀约”——中国作为一个已经取得显著成就的发展中国家，向其他“全球南方”伙伴提出的合作共赢方案。

因此，中国始终认为“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南北方国家”及“全球南方”等包含层级含义的术语仍具现实意义。这些分类不仅反映了持续存在的全球不平等，更契合中国作为成功探索独特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战略定位。通过这样的身份认同，中国强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巩固了其作为“全球南方”发展范式创新者的角色，在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以外提供了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