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6月3日电 统计数据显示，如今越来越多在华定居的外籍人士正逐渐告别繁华喧嚣的大都市，将生活的落脚点转向二三线城市与乡村地区。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源于这些地区较低的生活成本，更被当地质朴本真的生活氛围所深深吸引。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居住的外籍人员数量约达84.6万人，这一数据充分展现了中国对外籍人士的吸引力。藏在山水之间的城市与村落，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人新的理想生活之地。
瑞典奶爸的大理“有机人生”
在云南省近37.9万名长期居住的外籍人士中，33岁的瑞典人帕特里克·巴赫施塔特（Patrik Bachstatter）的故事颇具代表性。他与妻子相识于菲律宾，2018年起先后在沈阳、三亚、青岛等地居住，最终在云南大理找到了“家的意义”。他表示：“这里虽然不是大城市，但基础设施完善，生活方式更贴近自然。”大理清新的空气、群山环抱的地貌与浓厚的社区氛围，让他产生了持久的归属感，尤其是在孩子的教育考量上。
目前，巴赫施塔特主要从事有机农业，他被大理的生态农业社区吸引，开始在弥渡县和洱源县的村庄种植有机蔬菜，采用以土壤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可持续技术。尽管乡村生活并非想象中“田园诗”般悠闲，但他最珍视的是与土地及农耕者建立的联结：“当地农民没有系统学习过有机种植，却与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结，我从他们的传统经验里能学到很多。”
巴赫施塔特每周带小女儿到田间劳作，让她亲近植物，理解健康食物与环保的意义。“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与创造力尤为重要。”如今，他计划扩大农业规模，探索水培技术与农业生态学，更希望建立有机农场网络。
洋女婿的黄山“披萨情缘”
在安徽黄山的南溪南村，来自美国的“中国女婿”卓文（Adrien Brill）放弃了成都的教学工作，在宁静的乡村中与披萨“结缘”。2017年，他随妻子回到她的家乡黄山市。“这是一个构建我一直向往的生活，即一种与自然、社区和个人福祉更加和谐的生活的机会。”他说。
2021年，卓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家常菜与乡村美食收获了关注，并在当地开了一家披萨店。“不是我选择了餐饮业，是餐饮业选择了我。”他的店里，两款融合安徽特色的披萨成为招牌——臭鳜鱼披萨与毛豆腐披萨。“这不仅是食物，更是文化交流。我的家庭一半是美国的，一半是中国的，而两者之间诞生的新事物，才是最美好的。”如今，他既是厨师，也是社区青年的指导者，在中西饮食文化的碰撞中找到了多重身份的归属感。
加拿大学者在南昌“深耕”中国文学
2005年，加拿大人布兰登・柯林斯-格林（Brandon Collins-Green）来到上海探望女友，并寄宿在一户不会说英语的家庭中。“最初几周（交流）很艰难，却让我爱上了汉语。”这份热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放弃新加坡的交流项目，在佳木斯大学完成汉语教学本科，后因《红楼梦》而痴迷于中国古代文学，于2018年进入江西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至今仍在这里“深耕”学术。
他表示，选择在江西南昌生活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尽管南昌不如一些城市繁华，但他欣赏这座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充满活力的氛围。他表示：“这里有一种宁静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意大利女生的厦门“恰好”生活
2024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共向外籍人士签发了259.7万份签证和居留许可，来自意大利米兰的卡罗琳娜・迪・孔迪奥（Carolina Di Condio）就是其中之一。因负责其所在公司的亚洲市场业务，她开始学习普通话。在米兰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语言课程期间，她邂逅了一段“跨国缘分”，结识了一位来自福建厦门的男生，婚后移居厦门。
“2019年，第一次去厦门，我就对这座城市一见钟情，深深地被这里的海风、林荫道和自然与现代的融合迷住了。”她认为，厦门完美诠释了瑞典文化中的“lagom”理念——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喜欢在晚上散步，这是在意大利时我从未敢做的事。这些宁静的时刻，让我意识到自己对‘家’的定义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真正让她在厦门感到宾至如归的，不仅仅是美食或语言，更是她建立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很友善。我交到了像家人一样的朋友。我的公公婆婆会邀请我参加春节庆祝活动，商贩们也记得我最喜欢的水果。这些小小的举动让我真正感受到自己是社区的一员。”她说道。
数据背后的趋势：从小镇游客到定居者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2024年发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为在华常住外国人签发各类居留证件71.1万人次。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主要聚集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小城镇多是游客匆匆路过的“驿站”。“但如今，选择在小城镇定居并融入社区，成为外籍人士在中国故事的新篇章。”他认为，对热衷中国文化、渴望深度融入的外国人而言，这一转变是自然的——中国不仅是宜居之地，更以日益开放的姿态，展现着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编译：马芮 编辑：高琳琳 韩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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