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空中，洛阳与大运河的相遇，犹如一场穿越时空的壮丽对话。大运河，这条人工雕琢的巨龙，蜿蜒曲折地穿越中原大地，而洛阳，则如同镶嵌于龙脊之上的璀璨明珠，自隋唐以来便因这条水道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这条水道不仅重塑了洛阳的地理风貌，更深刻地烙印在了这座古都的文化血脉之中。运河之水，悠悠流淌，既承载着帝国的辉煌与衰落，又见证了文明的交汇与融合，滋养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运河与城市的和谐共生，共同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文明史诗。

一、运河开凿：重塑洛阳地理格局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一声令下，百万民夫开凿运河，这一壮举彻底改变了洛阳的地理格局。从开凿通济渠、永济渠到江南运河和山阳渎的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全长两千多公里的隋唐大运河正式形成，成为连接南北水路交通的大动脉。运河两岸，码头林立，商船云集，洛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物流中心之一。

隋唐洛阳城的整体布局也是依运河而改变，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隋唐洛阳城的宫殿区位于整座城市的西北部，而商业区、手工业区以及粮仓都是依河而建，开创了“洛水贯都”的都城格局。运河不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条文化长廊，将各地的文明成果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洛阳，在这里碰撞、融合、升华。这种格局的改变，使洛阳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交汇点。

随着运河的开凿与畅通，洛阳逐渐从一个内陆城市转变为连接南北的水陆交通枢纽，其在帝国经济与文化版图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而作为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洛阳在漕运方面的作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漕运枢纽：见证帝国兴衰

作为漕运中心，洛阳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空前繁荣。运河上，漕船络绎不绝，将江南的粮食、物资运往都城。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每年通过运河运往洛阳的漕粮达数百万石。漕运的便利使得大量的南方物资汇集到洛阳，也将大量南方以及洛阳的物资运输至西域等地，洛阳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

运河的兴衰与国运紧密相连。安史之乱爆发后，战乱频仍，运河漕运受阻，洛阳也随之陷入了动荡与衰落。这条曾经繁忙的水上通道变得冷冷清清，漕船稀少，物资匮乏，洛阳的经济基础遭受重创。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洛阳的漕运地位逐渐被新兴的城市所取代，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开封的崛起。宋代，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开封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逐渐成为了新的漕运枢纽，洛阳的辉煌岁月就此成为了历史。这一变化，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迁。

运河见证了洛阳的兴衰荣辱。在盛世，它是帝国的生命线；在乱世，它又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运河的每一次涨落，都牵动着洛阳的命运，记录着帝国的历史轨迹。

三、文化熔炉：滋养城市文明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洛阳段大运河的文化价值愈发凸显。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明的载体。洛阳作为大运河沿线重要城市和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因此留下了通济渠（洛阳段）、含嘉仓、回洛仓、常平仓、子罗仓、新潭、漕渠、天津桥、月陂等大量珍贵的运河遗产。这些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明的瑰宝。

其中，含嘉仓、回洛仓遗址均为隋唐时期重要的漕运官仓遗址，为大运河附属遗存之中的配套设施。2014年6月，作为大运河漕运的实物见证，含嘉仓160号仓窖遗址和回洛仓遗址被列入中国大运河（洛阳段）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点，这标志着洛阳段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在当代，保护和传承大运河文化，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洛阳结合伊、洛、瀍、涧“四河同治”，实施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与丝绸之路和万里茶道等文化遗产相结合，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随着2022年5月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建成开放，洛阳形成以含嘉仓、回洛仓、瀍河、隋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天津桥和南市为载体的大运河文化景观带。这一景观带不仅保护了运河遗址和茶道遗址，更凸显了洛阳元素，彰显了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大运河、万里茶道在洛阳交汇的历史奇观。

运河文化与底蕴深厚的河洛文化交相辉映，人文景观与自然美景和谐共生。洛阳，这座河洛文化的核心之地，同时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辐射源，其独特的运河风光与天赋异禀的山水景致完美融合，为洛阳致力于成为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让我们继续倾听这条千年运河的细语与欢歌，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汲取无尽的智慧与力量，携手共创洛阳与大运河的新篇章，为人类文明的璀璨星空再添一抹耀眼的光辉。

作者：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研究员 聂晓雨
          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馆员 胡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