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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无声

来源: 中国日报网
2022-05-14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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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022年5月的一天,当我打开朋友圈,看到了昔日同事分享的一篇《母爱无声》的散文,瞬间就被吸引,继而泪流。

作者周鸣说到,每个人成长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母亲,他平实的语言将母亲形象跃然纸上,出现在读者的脑海里,生活中是需要有细嚼慢咽的东西出现,那些过往打动着我。

这就《母爱无声》传递给我的感受,慈爱包容一切隐藏在一切中。

我更想将它分享给天下的孩子。

作者周鸣,本名周福琦,1968年生,宁夏灵武人。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选刊》。出版诗集《背后的村庄》。

母爱无声

再卑微的母亲离世,也会有旷日持久的悲伤让人沉陷。八十六岁的老妈走了以后,已经五十四岁的我顿时六神无主,心被掏空了,一下觉得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断了,这个世界跟我无关了,什么都不亲了,什么也不近了。我不愿待在人多的地方,更不能待在人少的地方。我怎么也不相信,那么坚强的老妈会病故,遭受了那么多苦难的老妈会离去,那么疼顾儿女的老妈会丢下我们。

“头七”过后,事儿少了一些。头一低,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一股一股往外流。我甚至不愿意同弟弟们一道走坟,只想一个人跪在坟头陪伴我妈,任眼泪砸进土里,直到湿土挤成一堆,才觉得轻松一点。在老家院子里一抬头,蓝蓝的天空中就有了我妈的影子,白云上头我妈在飘动,很轻盈,含着笑意,没有一丝惆怅。目光随意一扫,我妈就会出现在树梢、草地、屋顶、草堆甚至车头上,我妈无处不在,面露微笑,是生前没有的那种笑,很轻松,很欢欣。我一声一声地喊:“妈哎,妈哎。”只有风在回荡,只有悲痛在弥漫,我妈第一次不回应我了。

我妈的一生太普通了:一个农村妇女,面色黝黑,个头矮小,目不识丁,一生只出过两次远门。我妈一生太琐碎,太渺小,太没有声响了。难道我妈真的就是一粒尘埃吗?但我相信,我妈和同时代的女性一样,因艰辛而不凡,因苦难而伟大,因坚韧而卓越,所有的母亲会自带圣洁和光芒。

我妈去世的当天,本家婶子一进院子就号啕大哭:“二嫂子,你是周家的大功臣。”我一直思谋这句话,我妈一辈子生育了十胎,但成年的只有五个。说我妈是大功臣,应该是指我们兄妹五个各有所成吧。成年的七个孙辈都有不错的职业。用我妈的话说:“每月都有个粮下来。”同辈人都认为我妈“教子有方,门风好”。细细想一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妈确实没讲过什么大道理,但我妈处理的几件事,却让人佩服。

1998年,我爹因病住院,我看瘦小的我妈除了给我爹喂饭,一直坐在病床边,吃得很少,几乎不喝水,我劝她回家休息。我妈红了脸,拉着哭腔:“我跟了你爹一辈子,你就让我在床头再蹲几天吧。”我心发紧了——我妈已经知道我爹病危了!她除了上厕所,寸步不离,在我爹的病床边守了一个月。我爹去世三天后,我妈就把我们弟兄们叫到一起,其实是对我说:“你爹已经去世了,从今天起,你们各顾各的光阴,各上各的班。”按照乡俗,作为儿子,我必须要走四十天坟。这是我妈第一次独立作出的决定。到今天,我都还疑惑,我妈从哪里来的胆气和见识?敢用瘦弱的身体扛起世俗的压力。在我爹去世后的二十多年孤苦的日子里,我妈硬是没有在我面前哭过一次。我小弟弟有一段迷茫期,表现很差,我们几个人怎么骂,怎么劝也不回头,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家都束手无策,非常担心。后来,我发现小弟弟精气神又回来了。我悄悄问我妈,怎么让浪子回头的?我妈告诉我:“我对害虫(小弟弟)说,从今天起,不能接你给的钱,你给的钱,我使不成。”小弟弟连续给了我妈几次钱,我妈都冷冰冰地拒绝了,也不接他任何话茬。哭了几次后,弟弟幡然悔悟。困扰我的难事,我妈在我家的老院子一句话就解决了。我妹妹因为离婚一事和婆家关系紧张,婆婆闯到我家巷子,从我家门前一直叫骂到村部。我们兄妹都不在家,叔伯兄弟们忍不住想冲出去动手,被我妈拦下了,我妈说:“骂又骂不掉一块肉,我们丫头行得正、坐得端,没做理亏的事。”但从此以后,我们都认定那家人不好,断了来往。那个跟我妹妹离婚、又跟别人结婚的小伙子,时不时还串到我家。我们兄弟在家,他躲在远处,趁我们不在时,他就会跑到我家。我妈身体好的时候,颤颤巍巍给他做饭,催促吃完快走。我知道后,就责备老妈,我妈总是极力否认,被我揭穿了,就辩解一句:“好人不打上门的客。”后来,我妈身体不好了,就逼着我弟媳妇给这个已经不是女婿的小伙子做饭,弟媳妇十分不解,抗争说:“已经不是女婿了,还做啥饭?”我妈就装生气:“进门是客,不能让客饿肚子。”过了许多年,妹妹不再怨恨公婆,每逢节庆都买上东西去看“离婚”多年已不是公婆的公婆。我们兄弟们都骂妹妹不长记性,只有我妈劝我们:“是人都有错,人记仇就活不成了。”后来我妈住院,妹妹以前的那个婆婆也在同一家医院住院,我妈偷偷一个人去看了她。第二天那个婆婆也来看我妈,两人手拉手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到现在我妹妹仍旧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我理解不了我妈的处世哲学,但又觉得实在耐人寻味,有着我不能企及的高度。

家里的日子好过了以后,我们兄弟都爱朝家买东西,经常是一到周末,家里大包小包东西很多。在老家陪我妈居住的弟媳妇就抱怨:“家里有多少水果都不够!你们一走,妈就指使我,给这家送,给那家送,好像我们家亲戚都可怜。”我妈就骂她:“福不重样,没享的福都让我享了,别人吃了就等于我吃了。”我妈卧床一年,慢慢地越变越小,越变越弱,在炕上不停地念叨:“我活成啥人了嘛,尽给你们丢人。”我们怎么劝都听不进去,每隔几天,就要这样嚷嚷几句,不愿下地,更不愿出门。我强行把她抱到轮椅上,她就自责:“你们都是人前头的人,儿子呀,妈不给你们装人啊!”推着轮椅走不了多远,就让推回去。我想不通,经受过那么多苦、那么多难的老妈,怎么会这么的脆弱?想不通时,我的言语就有些生冷,我妈也不辩解,默默低垂着头,眼睛也不睁,手也懒得伸。但她坚决不许我把她推出巷子外。我妈走后,我才明白,好强的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成了儿女的拖累。最后一次住院,我妈拉着我的手一次又一次叮咛,她有多少钱,要拿出多少钱散掉,又特别叮嘱有几个困难的亲戚每个人散多少。我妈生命的最后三年,她把散钱当成最大的事,每年都要安顿两到三遍,每次都以同样的话结束:“我死了,只散我攒的钱,你们谁的钱都不要散。”在我妈临近去世的一年前,她把儿女们买的首饰全都分配给孙子辈,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负担和隐患。

我从小就不太安分。最惨的一次是因为打了同伴,被查姓家长一怒之下,扔进离两家都不远的生产队熟麻用的麻坑。我在麻坑扑腾了好一阵儿,被查姓邻居提着脚扔到我家院子。闻讯赶来,我妈拿起枣树杈对我就打。我翻身就跑,听见我妈对查姓邻居说:“撂得好,再多撂一阵儿。”原来,我把同伴的耳朵打出血了。过了几年,我又大了几岁,生产队又熟麻,我拿棍子去探了探坑底,没探到底,但搅起的黑色泡沫奇臭无比。就这一次,我的皮就被熟好了。我妈的举动,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我做错了事,我妈绝对不护短。在我家孩子中,我挨的打最多。我妈打我有两个称手的武器,一个是填炕用的枣树杈,另一个是笤帚。用笤帚打人,我妈用得很精妙,你根本不知道笤帚藏在哪儿。我妈打我时,笤帚就像个神器出现在她手上,非常顺手,打哪是哪,不可能躲掉。鸡笼没关,笤帚肯定打在头上,让我长记性;羊没喂又是一笤帚,准在屁股上;至于偷偷到秦渠洗澡,我妈拉着我胳膊又是几笤帚,打在脊背上,边打边训斥:“叫你人小谎大。”在这两种武器的调教下,我的童年丰富多彩,妙趣横生。

有一次,我独立作战,和杨姓同伴哥俩打了一架,脸上带着伤,裤子顺着裤缝撕开,像小旗一样呼呼作响。我妈一看就明白,我又打架了。那个时候,打架是农村小孩最好的游戏。我知道,无论打赢打输还是有理没理,只要打架,回家肯定挨我妈的打。但没地方吃饭,我只能回家。果不然,我妈顺手抄起枣树杈子,这次我没躲开,被我妈结结实实打了几杈子。我妈打一杈子,问一声:“还打不打架?”那一次,我妈很凶。

我妈年轻时,脾气就没有好过。家中上有两个婆婆,下有五个姑子,还有五个饥一顿饱一顿的儿女。每天填饱娃娃的肚子就压力如山,何况还有生产队怎么干也干不完的农活。有一年,我爹我妈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年,年终生产队分粮,给我家分了一兜襟大米,也就有五斤。一路上,我妈的眼泪全都流到大米上。哭了一路,也没有盘算出来全家靠什么能熬到第二年麦子下来。所以,过去在我们家,吃完饭大家都习惯用舌头把碗舔干净,饭粒掉到炕上地下,绝对要捡起来放进嘴里。我就因为半碗饭倒到土上不肯吃,挨过我妈一顿打。

这几天,我一直在回忆我妈爱吃什么,竟然没有发现我妈有什么偏好;极力搜寻我妈爱穿什么,印象中我妈的衣服基本上是黑灰色。老了以后我妈经常安顿:“别买艳的。”我推算了一下,我妈生我时已经三十二岁,我没见过我妈年轻时穿过花衣服,那个年代的农村妇女都是这样穿戴。在我眼里粗线织的头巾,除了能遮太阳,没有别的作用。但像我妈一样的同时代的农村妇女,拿头巾当毛巾、当雨伞、当拂尘。春夏秋冬,我记得我妈戴着一件花白的头巾,是我妈身上唯一还显鲜亮的颜色。

每年夏收,越热越忙。当时,生产队打麦时使用的脱粒机是老式的,最累最重要的岗位就是喂机子。这活要求要站在脱粒机前,将解了捆的麦捆朝机器口投送。干这个活需要机敏沉着,要根据麦子的干湿程度决定投放的厚薄;要观察脱粒机的状态,掌握投送的速度;还要协调解麦捆、抖草、捆草、掏麦粒等工序。我妈是我们生产队喂机子的第一人选。主要原因是我妈不怕苦、不偷懒,在机子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机器轰鸣,噪音很大,麦芒、麦灰铺天盖地洒落在我妈身上,和持续不断的汗水混杂在一起,又吵又晒又脏又扎又痒。每天打完场,我妈摘下头巾,抖掉灰尘,再用头巾将浑身上下拍打一通,就急急忙忙回家给我们做饭。生产队打场差不多要一个月,我妈就在这个岗位坚守一个月。每年打完场,她的耳朵就得背很长时间。

过去的苦难被我妈默不作声地承受了,好像她天生就是一个受大苦的人。

在农村,插秧一直是繁重的农活。插秧时,一溜二三十个妇女站成一排,为了整齐划一,每次都需要两头各有一个人提线插秧。每年插秧我妈都是提线绳的人,除了完成自己的定额任务,还要提醒同伴要把脚下的田地踩平,稻秧插齐栽实。有一年,因为赶插秧工期,生产队长将我在学校门口截住,抓到稻田里插秧。那时的春天真冷,田里还有冰碴子。我推推诿诿不下田,我妈也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旧棉裤穿到我腿上,我艰难地随着大人插半线秧。腰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哭着喊:“我腰折了。”我妈解下头巾就朝我头上打一下:“小娃娃哪儿有腰?”不许我再喊再哭。在每次插完一块田转场的间隙,我妈过来拉着我,让我在还没有灌水的土坷垃地里反复打滚。果然腰不疼了,水也不冷了。我忘了我妈当时穿什么衣服御寒,只记得她打我的头巾。后来,条件好了,大家插秧普遍穿起插秧鞋,戴露指手套。我妈却从来不用,嫌干活不利落,不像农村人。但她干活时,却一直戴着花白头巾。

刚开始单干,我们家几乎每年都种葵花、辣椒、大蒜。我记得每到夏季,正是辣椒生长的旺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沿着辣椒沟把黄土用双手搓碎,培在辣椒苗的根部。我妈一干就是几天,戴着花白头巾,沿着辣椒沟,头也不抬地干活,好像从不觉得累。每年我家大蒜丰收,我爹只负责挖蒜,辫蒜、晾蒜都是我妈的活。看不到我妈愁,也听不到我妈怨,更看不出有喜悦之色,像个机器人日复一日催太阳起床,推太阳下山。我家的责任田,一直有我妈的花白头巾在晃动。那时加工辣面子要到村加工厂,我家每年种的辣椒全部由我妈一个人摘下来晒干拉到加工厂,磨成辣面子。活不复杂,但粉碎辣椒的呛人滋味让人无法承受。那时还没有口罩,我妈用头巾将头围紧,又绕过一道护着嘴鼻,就钻进十几平方米、低矮不透风的加工厂房,一个人将活干完。出来时,我妈的头巾就成了辣椒红,连眉毛都是红的,站在加工厂门口咳嗽半天才能直起腰。每年干完这活,我妈就跟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每个人成长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母亲。我上初中时,学校离家有七八里路,没有一条公路,我每天要在果园里往返近两个小时。开学头一个月,结伴的几个同学都辍学了。共同的原因是家中缺劳力,路远,上学也看不到希望。我也打起退堂鼓。第二学期,我整整一周没有上学。我妈黑着脸,拉着我的手,利用赶集的机会,把我押到学校,找班主任董老师。求老师的话,我妈只说了一句:“娃还小,干不成活,先让在学校里长着吧。”我妈又找了一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的自行车,让我骑着上学。重返学校的动力,其实还是我妈劝我上学的两句话,一句话是:“世上没有受不下的苦,念书在阴凉瓦屋里不是苦,你不能像你爹那样,一辈子在农村受苦受罪。”另一句话是:“你当个能挣十八块钱的工人,也是光荣的!妈也高兴!”那一年我已经十五岁,已经尝到农村无法忍受的苦和难。我受不了那个苦,毫无选择,只有上学一条路可走。

1983年,我哥哥因病去世,才十八岁,那年我妈四十八岁,一下就变老了,经常躲在拐角里流泪。找不见她时,家里人都知道,她肯定躲在没人处想念大儿子。

我上了高中,一下子在家里变得无比重要了。每个周六回家,在离家一公里外的宋桥桥头,我的两个弟弟妹妹手拉着手站在路边,奉我妈的命,迎候我回家。高中三年,周六弟妹接我回家成了我的“专享”。我不敢劝母亲收回成命,但我知道,我必须好好活着,不能有任何闪失。高中三年时光,是我家最灰暗的时刻,我家没有一点笑声,全家人相互防备,不敢说跟我哥有关的任何字眼。我爹我妈从不在人前头站,大儿子的离去,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我上高中时,我爹妈每个月都挑出三十斤大米,拿出九块钱交到学校的灶上。担心我吃不饱,我妈不知费了多大的周折,竟然找到我一个远房哥嫂开的饭馆。我妈安顿并要求,我要去这个饭馆吃一大碗炒揪面。我除了在学校一日三餐外,成了全校绝无仅有可以“下馆子”的特殊学生,那碗炒揪面一直香到现在。当时我周日下午返校,周六我妈要和好面,周日一大早拌上鸡蛋,抹上香油,用平底炉子给我烙干粮。这个待遇在同宿舍二十几个同学中也是唯一。周天下午,我妈还要坚持把我陪送到大队部,目光一直要盯到看不见我。

烙馍馍、装馍馍时,我妈从来都不说一句话,一个人在灶房操劳着。有两句话烙在我心上,一句是我爹告诉我的,每次烙完馍馍,我妈都被炭烟熏着,头昏一整天。我才知道,我妈每周给我烙干粮,三年时间,我妈被炭烟熏一百五十多次。另一句话是邻居摸着装干粮的网兜对我说的:“娃娃呀,你妈为你下了多少苦呀,要为这些干粮作主呢!”

临近高考前一个月,我回家备考,我妈安顿我妹妹每天坐在板凳上守着街门,不让任何人进我家:“我哥要考大学。”我妈不知从哪里听来一个土方子,空腹喝土鸡蛋是大补,我妈就拿家里的余粮找左邻右舍换鸡蛋。每天早上,逼着我喝一个腥味无比的土鸡蛋。听同学都在喝补脑汁,就让我爹一瓶一瓶买。每天盯着我喝完定量后,还要让我多喝一点,给我打气:“喝得多肯定补得快。”每天我复习到晚上十点多,我妈基本会在睡完一觉后,跑到我屋,说:“都半夜了,别熬了,把身体熬坏了。”

高考一揭榜,我考上了大学,成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我爹妈摆了宴席,村上奖了二百元。我家比过年还热闹,笑声不断。

没过几天,我妈和我去看住在另一庄子上的爷爷,她坚持要步行。路上碰上很多人,每个人都迎上来,问同样的话:“老嫂子,这就是你的大学生儿子。”我妈乐开了花,踮着脚使劲拍我的肩膀。那一刻,我妈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也无比开心。那段日子,我妈让我陪她去看亲戚、转邻居,哪怕到邻居家还一斤油、一把韭菜,也让我陪着。我被动地顺从着,也被我妈的骄傲打动着。

我爹在世时,告诉过我:“养育之恩,母亲的情分最大。”我一辈子极力去做让我妈自豪的事。

除了高考,还有两件事让我妈很高兴。一件是同事转述的。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当时我借调在县上工作,表弟结婚,我请一位熟悉的朋友开车去接亲,请一位同事帮助摄像。第二天上班,同事就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妈太牛了。”他说婚礼结束后,接亲的车准备打道回府,有一个小脚矮个老人直接拉车门,坐在副驾驶座上。司机一看是个农村妇女,就很诧异:“你是谁啊?”我妈一点都不含糊:“我是周鸣的妈。”我同事一听,只能顺路带上她老人家。同事电话中揶揄地说:“在你妈眼里,你就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一个面子奇大的要员呀。”我知道我妈不对,但我为我妈的自豪激动了半辈子。另一件事我求证过我妈。1990年秋天,我在县上当记者,一次在农贸市场开大会,三楼平台上县领导悉数到场,台下人山人海颇为壮观。我奉命采访,在三楼拐角处被公安干警挡住不让上,因为没有记者证。我争辩了几句,最后我拿出采访录音机,干警就放行了。过后几天,我回老家,邻家一个婶子看见我就说:“你妈可威风了,说儿子太牛了,警察根本拦不住你,你理都不理,直接上了主席台。”我笑着对我妈说:“查验证件是警察的工作,采访是我的工作,不存在挡不挡的。”我妈有点羞涩,但还是开心地笑了。

我妈去世后,我坚持不在老家吃饭,无论弟媳妇怎么劝,我都想办法拒绝。我知道一端起饭碗,肯定会想起我妈。

我妈在世时,每次回家,无论多晚,进门第一件事肯定是吃饭。无论多早,临出门最后一件事肯定还是吃饭,我妈认为天大的事也比不上儿子吃饭的事大。所以每次回家,我都要留着肚子。我妈看我吃得多就高兴,就觉得儿子是健康的,生活是开心的;如果吃得少,我妈会追着问:“怎么又瘦了?脸色又青了?”那种牵挂让人喘不过气来。每次我回家都不管自己有糖尿病,坚持吃完年轻时的饭量。妻子总是劝阻,我妈理直气壮地堵回去:“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妻子指责我吃饭快,是饿死鬼转世的,但在我妈眼里,吃饭快是健康的表现。我妈一直教导我:“好汉子吃饭,三拨二咽。”我吃得越多越快,我妈越安心。

现在,我一端起饭碗,我妈仿佛就在对面。

对出生在农村的人来讲,苦难绝对是一种粮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冬天,我和我哥抬着家里的铁皮水桶,到县城大食堂去买羊杂碎。必须起大早,一路上嘴里哈出来的气,就像我们喜悦的心情一样久不散去。一次买回二十碗羊杂碎,我哥俩一口都不敢喝。我还因为没走稳,把汤洒了出来,挨过我哥的揍。那二十碗可不是一顿吃完的,是我全家一个冬天的补品。盛杂碎的水桶上面会沁出一层羊油,我妈小心翼翼揭下这一层油,越揭越薄,后来就沁不出油了。我妈就用这种油炒咸菜,隔几天舀出半碗加水烩上,细心操持着我家艰涩的光阴。

我妈曾用麦子换了一斤香油,装在一个绿色瓶子里,又在一根筷子上绑了布条。炒菜时,我妈就用布条朝锅底一抹。多少年后一次闲聊,我问:“是不是咱家七口人一年只吃了一斤香油?”我妈眼睛正视着我:“那个年代,谁家都一样。”

磨难总是很长,幸福转瞬即逝。过了六十岁,我妈活得才有些舒心。

在和我妈生活的五十四年间,我只陪我妈转过两次街。一次是去新华街购物中心,陪我妈转了半天,我想给她买双鞋。我妈的脚小,再加上我妈嫌所有的鞋都贵,再好的鞋超过二十元就认为不值,挑选得很艰难。妻子知道我妈的心思,终于选定一双鞋,串通好售货员,说价格是四十元。我妈还坚持说贵,不让买。妻子就劝说:“四十块钱算是捡了大便宜,转了半天,一双鞋也不买,都像你,人家售货员怎么挣上工资呀?”实际上那双鞋二百六十元。我妈回到老家,穿上皮鞋东家门进、西家门出,到处宣传,说儿媳妇只花了四十块钱就买了双好鞋。另一次,我和妻子陪我妈转新百商场。转了四层楼,我妈就像视察工作似的,每看上一件衣服就说:“这料子好。”每一件都问个价钱。我打趣她:“你又不买,问价干啥?”我妈张口就说:“萝卜白菜都有价,为什么不能问?”售货员报完价,我妈就小声骂:“巴掌大的布,敢卖这么多钱,我种那么大的田都买不上一个袖子!”到了男装柜台,她老人家看上了一件西服,让我试来试去,说要给我买。问我价格,我瞧了一眼是八千八,告诉我妈是八百八。我妈无可奈何地说:“太贵了。算了,穿到身上不自在。”从那以后,我妈问我身上衣服的价格,我都说几百块,我怕挨骂!

最后几年,我妈经常提起往事。一脸满足,说苦也受了,福也享了,啥也不挂念了,然后就忧心忡忡地讲她年轻时,用鞋壳偷过生产队的小麦、水稻,偷过灵武农场四颗莲花菜,反复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个年代,所有农村妇女为了生活,都偷过生产队的东西,为了活命,为了娃娃,这不算罪。我们多帮助别人,多做些好事,也就替你还上了。另外,咱们村有句俗话:青货贼不算贼,捉着打两锤(拳)。这些都是青货,不用有心理负担。”我妈听得似懂非懂,但神情终于不再凝重和紧张了。(中国日报宁夏记者站 胡冬梅)

【责任编辑:许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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