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盖过后,关于美国细菌战的真相终于大白了!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22-05-13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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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5日,韩国釜山民众举行示威抗议,反对美军基地内的生物实验设施。(图片来源:新华社)

基于日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技术,有关朝鲜战争中生物攻击的证据越来越多

1952年12月6日,朝鲜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兵联队参谋长弗兰克·施瓦尔贝(Frank H. Schwable)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忏悔。

“我要说的话不是为任何人辩解,包括我自己,我只是把真实无误的直接观察报告出来,每位军官当第一次被告知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时,都感到无比震惊和羞愧。”他说。

施瓦尔贝是38名被朝鲜和中国军队击落并俘获的美国飞行员之一,其中有36人是美国空军军官。他们所有人都承认,曾执行过向有人居住的村庄投掷含有细菌的炸弹的任务。然而,在战后返回美国之后,他们又全部翻供,声称在被俘期间遭到酷刑和教化。

杰弗里·凯伊(Jeffrey Kaye)

专门研究酷刑受害者评估的专家杰弗里·凯伊(Jeffrey Kaye)指出:“虽然在对所有情况下的任何战俘供词进行评估时,假设存在某种程度的胁迫是很重要的,但证人证词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他们所说的内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证明”他也是2016年出版的《关塔那摩被掩盖的真相:海军罪案调查处对穆罕默德·哈纳希和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姆里“自杀”的调查》(Cover-up at Guantanamo: The NCI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uicides" of Mohammed Al Hanashi and Abdul Rahman Al Amri)一书的作者。

在对“难以获得的、高度详尽的、原始的”战俘供词进行了仔细研究之后,凯伊认为这些供词“内部一致且相互印证”。

其中一个例子来自施瓦尔贝、海军陆战队的罗伊·H·布莱少校(Major Roy H. Bley)以及空军的沃克·马胡林上校(Colonel Walker Mahurin)的证词。三人都表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在1951年10月下达了继续实施细菌战的命令,施瓦尔贝和马胡林都强调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生物武器的使用具有实验性质。

2010年3月,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英语新闻节目“人民与权力”(People & Power)对生物武器的指控进行了调查,揭露了美国国家档案馆(US National Archives)中一份被解密的最高机密文件。该文件显示,1951年9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开始“大规模实地测试……以确定特定生化武器在作战条件下的有效性”。

密集审讯

美国作家丹尼尔·巴伦布莱特

事实上,根据《人性的瘟疫——日本细菌战秘史》一书的作者、美国作家丹尼尔·巴伦布莱特(Danial Barenblatt)所说,那些承认参与了细菌战、之后被遣返的战俘在回到美国后,就立即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密集审讯,并且还被威胁要以叛国罪上军事法庭。巴伦布莱特的这本书深入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黑暗时期,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的在日本的占领当局给了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前成员豁免权,以换取日本生物武器试验的信息。

1932年至1945年间,该部队在中国各地发动了多次细菌战,这些攻击有时会被称为“试验”。他们通过在中国哈尔滨市平房区的总部进行的包括活体解剖在内的人体试验,获得了这些信息。

日本静冈大学(Shizuoka University)历史教授森正孝(Masataka Mori)2010年在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的采访中透露称,战争爆发后,几名731部队的前成员告知他,石井四郎(Shiro Ishii)曾与两名顶尖研究人员前往韩国,“为美国人提供战略建议”。1952年3月的日本《朝日新闻》(Asahi)也曾报道这一说法。

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森正孝后来多次前往朝鲜研究这一课题。他还注意到,“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的疾病和武器与据说美国针对朝鲜的目标所部署的武器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其中一名被俘美国飞行员肯尼斯·伊诺克(Kenneth Enoch)告诉审讯人员,他被命令在任务报告中将细菌弹作为“哑弹”汇报,“以保持机密”。在《每日电讯报》的这篇报道中,前往朝鲜的记者通过对一位目击者的采访了解到,1952年冬天这位目击者的父亲死于炸弹,而这些炸弹“在击中地面后没有像一般的武器那样引爆,而是打开并释放出成千上万的虫子”。

美国空军历史学家多萝西·米勒(Dorothy Miller)195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到1950年10月,“7种生物武器被判定可以使用”。这项研究是一份在1978年被解密的绝密文件,其中的一些内容遭到了删除。研究指出,到1951年底,“羽毛炸弹的研制……使针对谷物作物的打击产生即时影响成为可能”。

英国研究人员彼得·威廉姆斯(Peter Williams)和大卫·华莱士(David Wallace)在他们1989年的《731部队:日军秘密中的秘密》(Unit 731: The Japanese Army's Secret of Secrets)一书中引用了一位英军副排长的证词,称美国可能采用了通过羽毛进行传染的石井式方法。

1950年11月,在所有联合国部队匆忙撤离朝鲜的时候,这位在米德尔塞克斯团(Middlesex Regiment)服役的英军中士却看到“身穿没有标记工作服、戴着手套、穿着派克大衣、面戴口罩的人,正挨家挨户从容器中拔出羽毛,并把它们到处撒”。这件事发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一个月后。

1952年3月,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处发了一份电报,对美国空军实施的生物武器攻击提出了详尽的指控。在随后的6月至8月份,由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的支持下, “调查在中国和朝鲜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 for the Facts Concerning Bacterial Warfare in China and Korea)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国际科学委员会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苏联等国家的顶尖专家组成,由世界知名的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率领。他曾任中英科学合作馆(British Scientific Mission in China)馆长,当时731部队及其分支机构正在中国各地发动生物战。

虽然仅允许接触4名承认生物武器的美国战俘,但国际科学委员会在1952年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结论完全基于身体检查、检索物证、物理分析和采访目击者的经验证据”。

数百名证人的证词“太简单、太一致、太独立”——引自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让人怀疑,国际科学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做出结论,“若非完全相同,美国空军在朝鲜使用的方法也与二战期间日本用来传播瘟疫的方法非常相似”。

1986年,86岁的李约瑟在去世前9年接受采访时说,他“百分之百肯定”有关生物武器的指控是真实和正确的。李约瑟的学术品格极少受到质疑,但他似乎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份报告在发布之初以及之后遭到的无视与不认可。

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美国研究者弥尔顿·利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就质疑了生物武器指控的正确性,质疑所谓昆虫传播的生物武器(袭击)发生在冬天。“(中国和朝鲜)的报告称,在雪地上发现了昆虫,但它们是会被冻死的。”利滕伯格这样说。

然而,早在1947年5月6日,麦克阿瑟向美国陆军部发送了一份绝密的无线电电报。为了说服华盛顿与731部队的成员达成秘密协议,麦克阿瑟表示,该部队负责人“声称具备广泛的高水平理论知识,包括生物武器在防御和进攻方面的战略和战术应用,并对远东地区使用的最佳生物武器制剂和在寒冷气候下使用生物武器进行了一些研究”。

1998年,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Sankei Shimbun)的记者内藤康夫(Yasuo Naito)声称,在莫斯科的苏联档案中发现了一些文件,其中详述了一场为制造美国生物武器袭击的虚假证据而精心设计的骗局。

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Colorado School of Mines)历史教授肯尼斯·奥斯古德(Kenneth Osgood)在3月29日给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写的文章中引用了上述文件。奥斯古德称中国和苏联针对细菌战的行动是“冷战时期最大的谎言之一”,他写道:“苏联(U.S.S.R)解体后的历史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苏联部长理事会(U.S.S.R.'s Council of Ministers)在1953年举行的秘密商议中承认,‘对美国人的指控是捏造的’。”

对此,巴伦布莱并不认同。“利滕伯格和另一位美国研究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同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的研究员,他们在内藤康夫声称找到苏联档案的同一年发表了那些文件,而在那之前的几个月,西方出版了自1952年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以来的第一本完全关注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证据的书。”

加拿大历史学家斯迪芬·恩迪克特(Stephen Endicott)和爱德华·哈格曼(Edward Hagerman)在《美国与生物战:冷战初期和朝鲜的秘密》(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一书中反驳指出,针对美国的指控是真实的。

“内藤从未提供过其所声称的文件的档案登记册或者明确的文档识别信息, 20多年来,这些文件仅作为原件手抄副本转录的材料提供,没有复印件或照片。”巴伦布莱补充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一份被拍摄的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连同一份同样被公布和拍摄的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回复电报,但不在内藤的那批文件当中,肯定了对美国细菌战的指控是真实的。电报内容显示,毛泽东和斯大林相信生物战争报告的准确性,并认为需要对平民进行保护。”

2013年2月,为纪念朝鲜战争60周年,美国中情局在网上发布了超过1300份文件,其中包括24份该机构分析人员在1952年截获的来自共产党军队的无线电通信,里面描述了美军飞机实施的生物武器攻击。

在1952年2月26日的一次截获报告中,一支没有确认身份的中国部队说:“昨天发现,在我们的宿营地有大量来自敌方飞机的细菌和病菌。请立即向我们提供一批滴滴涕,以便对抗这种威胁。”

“这些信息是实时引用。这些人(中国人和朝鲜人)并不是装出来的,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窃听。这些信息还表明,共产党当局正在对生物武器袭击的报告进行医疗尽职调查。”凯伊指出,在另一份截获的信息中,一名朝鲜卫生官员被派往一处被认为是袭击地点的地方,并报告说苍蝇“不是由细菌武器造成的,而是当地的化肥引起的”。

中情局的报告分析了这一拦截称“这是第一个监测到的实例,一支共产党的组织调查并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负面报告”,这表明还有其他此类调查,证明生物武器的存在。

“我们不要忘记,在二战期间,中国人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生物攻击。 因此,他们的军队和科学家能够识别生化武器袭击。”凯伊说。

考虑到没有针对生物武器攻击的书面命令或其有效性的事后报告,凯伊呼吁美国政府更加公开,因为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编辑文件和隐瞒信息”。

“另一方面,这是美国军方的典型做法,可能被视为有高度争议或者极为机密的命令就不应该被写下来,只能口头传递。”他说。他所指的是,施瓦尔贝对执行传播霍乱、斑疹伤寒和黄热病任务的口头命令的描述,这是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

肯尼斯·伊诺克在被俘期间手绘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所使用的细菌弹图纸。(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否认虐待

另一名未击落的肯尼斯·伊诺克在1952年4月一份长达8页的供状中写道:“他(一名上级)告诉我们,我们飞机上的两枚机翼炸弹是细菌弹,要以最高500英尺的高度和每小时200英里的最高空速在(朝鲜)桓仁(Hwanjin)投下。”

1955年,伊诺克返回美国,在军事摄像机的记录中,他声称自己之前的供词“全都是假的”,说“他们(中国人)威胁我,一再威胁我,如果不合作,我就永远没法活着离开”。

而2010年的时候,伊诺克在得克萨斯州的家中接受了半岛电视台英语节目的采访,当时85岁的他又否认了被俘虏后他受到了虐待或教化。

“事情的难点在于,肯尼斯·伊诺克1952年供词中详细描述的许多日期和地点后来都被证实是准确的。”该节目的叙述者说,

也许最有力的指控还要来自受害者及其亲属,以及那些当时和后来坚持与他们交流的人。

“我去了朝鲜,和遭受细菌战影响的人见了面。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我,(他们)泪流满面,脸上都是愤怒。”森正孝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说,“他们告诉我事实发生了什么,我没法质疑这一点。”

(编译:高琳琳 编辑:韩鹤 吴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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