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4月22日电 亚裔美国人取英文名的做法由来已久，要么新取一个“听起来很白人”的名字，比如John，Jennifer，要么改变自己原来名字的发音或拼写来迎合英语使用者的习惯。这种情况在19世纪非常普遍，其中的原因是害怕受到极端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攻击。

此后，美国经历了一场文化巨变。过去短短十年里，美国社会大力呼吁更广泛的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和代表性。随着美国国内话题的转变，许多亚裔，包括知名创意人士和名人，也同样面临着个人姓名方面的困扰。

亚裔归化史

据美国公民及归化局称，自1800年代第一次移民潮及至20世纪，亚裔就开始使用英文名。这种做法在犹太和欧洲移民中也很常见。

改英文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一条的就是便利性。英语母语者经常发不好非英语化的名字，而对许多移民来说，新取一个“美国”名字相对容易。还有就是商业方面的原因：移民来的生意人觉得英文名对顾客更有吸引力。

移民局档案里记录了多年来无数个改名的案例。1971年，一位名叫Simhe Kohnovalsky的俄罗斯移民要求把名字改成Sam Cohn；一位战时难民Sokly Ny，在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逃离柬埔寨，后来借用口香糖“bonus pack”的说法，把名字改成了Don Bonus。

曾在美国移民归化局任职的历史学家玛丽莲·史密斯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任何能靠近美国梦的改名行为，都会看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改名的理由有很多，有政治方面的，也有实用方面的。

但是，这种看似急切地追求美国梦的行为，还是难以改变移民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亚洲人从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刻就饱受妖魔化、剥削和歧视。移民归化，包括取新名字，是一种生存手段。

早期的华人移民在美国遭暴徒迫害致死，而在美国社会反华情绪高涨的1882年到1943年期间，美国政府全面禁止华人入境。在恐怖的“黄祸”意识形态之中，东亚人被描绘成危险的入侵者。大约12万美国的日本人——大多数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二战期间被迫进入集中营。

1999年美国《名称》杂志的一篇文章称，在二战期间，为了“证明爱国情怀，重新确定美国身份”，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改成了美国名字。“Makoto 变成了 Mac, Isamu 缩写成 Sam"。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亚裔美国人和亚洲移民的教授凯瑟琳（Catherine Ceniza Choy）称，在19世纪和20世纪，亚洲人被打上“怪异、下等、肮脏和野蛮明的”标签，“想要融入美国社会就意味着要在针对亚裔不同性的种族主义横行，充满恶意、攻击‘亚洲差异’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劳动经济学》杂志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00年到1930年出生的移民（包括所有移民，不仅仅是亚洲移民），86%的男性和93%的女性都取了“美国名字”。

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第三、四代美国移民普遍都没有亚裔名。

改名的沉痛代价

此后，美国种族对立局势有所缓解——不过，亚洲和非英语的名字仍然不受欢迎，被认为很奇怪，或沦为随意使用的笑柄。

例如，2013年，一家电视台在报道韩亚航空坠机致死事件时，用韩国飞行员的名字来恶搞。2016年，缅因州州长用打喷嚏的方式来开“邱”姓华人男子的玩笑。2020年，兰尼学院的一位教授要求越南学生Phuc Bui Diem Nguyen把名字改成英文“以避免尴尬”，理由是Phuc Bui“在英语中听起来像侮辱性词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亚裔美国人一直积极适应自己的本族名字，但却招来各种形式的歧视。汪可盈以Chloe Wang出道，2017年受质疑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改姓名。

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改了姓，但改变不了我是中美混血的事实，改变不了在中国生活过，会说普通话，也改变不了我在美国和中国双重文化背景下长大。 这意味着我得付出代价，好莱坞种族歧视严重，我的姓让他们感觉不自在，不会给我角色演。”

《星球大战》的女演员凯丽·玛丽·陈就曾公开表示过归化的痛苦。从小到大，她将种族歧视的言语内化。她在《纽约时报》上写道：“那些言语让我父母觉得必须放弃真实姓名，换一个美国名字，不管是Tony 还是Kay，只要容易念就行，从字面上抹去文化印记，这一直是让我心痛的地方。在你们眼里我是Kelly，但我的真名是Loan”。

关于放弃或修改原名造成潜在心理创伤的讨论与日俱增，这些公开言论只是其中一部分。名字不仅是字母和音节和随机组合，亚裔美国人经常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种族社群之间来回切换，名字包含了身份认同的种种元素。

比如，Tanaïs是一位美籍孟加拉人，也是一位作家，创建了一个美妆香氛品牌。她的原名叫Tanwi Nandini Islam。她的父母从孟加拉移民到美国，在取名时颇为用心。Tanwi在梵文中有很多意思，其中一个含义是“一片草叶”。Nandini的意思是“女儿”，也是女神杜尔迦的另一个名字。Islam代表了家族的穆斯林背景，意思是“和平”。她现在的名字Tanaïs是由这三个名字的前两个字母组成。

Tanaï说道：“能有一个文化含义如此丰富的名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从我的祖先到我这一代，我就是这些意义的总和。”

但是，在她小的时候，没人知道Tanwi的准确发音，也不会主动问。Tanaïs甚至都不记得老师有没有大声念过她的名字，只记得一年级时的一位老师觉得Tanwi太难念，直接用Tony代替。

Tanaï说：“整整一年，我的名字都叫Tony，我不喜欢，这不是我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很不开心，我感觉受到误解了，甚至连性别都混淆了。对我来说，Tony是一个男孩的名字。”

在介绍的时候无意念错别人的名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因为奇怪或复杂就故意排斥别人的名字，就像Tanaï的老师一样，就说明“你对别人来说并不重要，你不受接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凯瑟琳说道。“若果一位亚洲人的名字一直被念错或拼错，并且受到质疑，要求简化名字或改名，的确会对他造成心灵伤害。名字体现你的存在、本质和历史，若果他们坚持这样做，就是没有把你当人看”。

有研究进一步证明，这个问题十分普遍。2018年一项关于在美中国学生的调查发现，起英文名的中国学生自尊心不强，可以进一步推测他们的健康指数和生活幸福指数都比较低。

然而，该研究提出警告称，这可能是一种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例如，自尊心强的人更不愿意改名，就算名字会带来耻辱，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2012年，加州的研究者展开了另一项关于少数族裔学生的调查，结论是：许多有色人种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都因为名字遭受过文化侮辱。如果上学时孩子的名字被误读或修改，就是否定名字的思想、所指和含义，进而否定孩子的身份。

喜剧演员兼制片人哈明杰在《艾伦秀》上纠正了主持人对自己名字的发音，称要求改名是以英美文化为中心的伪善，他表示：“我第一次演喜剧的时候，就有人说‘你应该把名字改掉’，但是我说我不会改名，既然你能念出Ansel Elgort，那也能念出Hasan Minhaj”。

认祖归宗

不过，情况在逐渐改变。

前移民局历史学家史密斯表示，20世纪后半叶，取英文名的人数有所下降。一个原因是因为自动化系统的出现，比如驾照登记系统以为的设计只允许有一个法定名字。但是，她表示，社会变革也许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史密斯在邮件中写道：“越来越多的经济、法律和系统性压力在保留一个名字，越来越多美国人欢迎多元文化，或持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对名字美国化的社会压力在减少，因此，美国名并不是非取不可”。

我们可以从人们对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的反应看出文化转变。以前讳莫如深、只能用雷达才能发现的事物在今天可以公开大声地喊出来。

例如，2018年，作家珍妮·菲利普斯曾在她的辛迪加专栏《亲爱的艾比》中劝导父母不要给自己的孩子起“外国名”， 并表示这些名字在在英语中听起来“很刺耳“，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反响。愤怒的家长和少数族裔评论人士认为，她是在续写种族主义和同化主义的叙事言论，这一争议登上了全美国媒体的头条新闻。

兰尼学院的教授因要求越南学生把自己的名字英语化而遭到广泛反对，并遭停职。

3月，亚特兰大发生了温泉枪击案中，8名死者中有6名是亚洲女性，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争议。许多新闻报道简化或误写了受害者的姓名，悲愤的亚裔美国人在网上公开表示，在新一轮的仇亚暴力和仇恨犯罪中，亚裔同胞的名字受到了种族主义歧视。

多元包容工作室Awaken联合创始人米歇尔·金在推特上写道：“请不要再践踏受害者的姓名，我们的名字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小障碍，但是对我们来说象征着身份，是我们的历史传统，时刻提醒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最近的这些争议提醒人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但这也表明，少数群体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需要问责的。这些争议也反映出我们文化背景越来越多元化——广泛的世界变化有关，比如全球化和权利地位的更迭所造成的转变。

凯瑟琳指出，近几十年来，一些亚洲国家已成为政治经济大国，通过软实力影响世界。例如，宝莱坞、韩流、动漫等亚洲潮流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批粉丝。美国在20世纪末推出的移民政策，亚裔美国人口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她表示，“与50、60、70年代相比，现在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了”，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到来“削弱了英美文化的主导地位”。

每个领域都越来越需要更广泛的多样化，包括娱乐、政治、视频和教育等，这就是新时代的写照。在年轻的亚裔美国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一代为了生存而放弃的东西，“意识到母国的历史和文化正在渐渐流失”。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意识会激发他们的欲望，找回失去的东西。例如，学习父母或祖父母的母语，或回到他们的祖屋，重新融入当地文化。

（实习生：李蓉 编辑：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