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 | 全球生态保护投资不足需求两成，这个大窟窿怎么补？

保尔森基金会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2019年对生态保护的投入大约为1240亿到1430亿美元，只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0.12%~0.14%。如果要有效保护全球的生物多样性，2030年以前每年的资金需求约为7220亿到9670亿美元，平均每年的资金缺口为7110亿美元左右。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的总体投入水平还比较低，只有实际需求的15%左右。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2019年，中国对生态保护的总投入是3796亿元人民币，约相当于中国当年GDP（99万亿元）的0.38%。跟全球的投入水平相比，中国对生态保护的投入水平相对较高，但也还不够。

中国的生态保护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生态修复领域工程性项目中，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最重要的领域，如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和管理、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等，资金投入则严重不足，需要大幅增加，才能确保中国现存的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和关键的自然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

因此，需要动员更多的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生态保护领域，这是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的。但政府的作用也很重要，需扮演两方面的角色：一是要创造好的政策环境和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动力；二是要出台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约束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减少未来生态修复的资金需求。

要满足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巨大资金需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通过各种渠道来增加整体资金投入水平。在动员社会资金方面，一个好的案例就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做法。国家公园是国际公认的保护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手段。美国有一个“国家公园的朋友圈”来动员社会公众以及慈善基金会捐款，支持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并早在1967年就由国会批准专门成立了国家公园基金会，每年可以收到约3亿美元善款，有效补充了政府资金的不足。中国现在正在建立新的国家公园体系，也可以考虑建立类似机制，为中国的慈善家、基金会、企业和公众资助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搭建平台。

此外还可使用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工具。中国现在绿色金融方面已经领跑世界，但目前绿色金融的资金主要投到了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相关的项目，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相关项目的投入还非常少。所以，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去增加绿色债券、绿色贷款和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在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域的应用。

第二，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国际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资金机制，叫“生物多样性补偿机制” (Biodiversity offset)，即政府用法律法规来约束和倒逼市场主体减少并补偿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比如开发商的建设项目对湿地或其他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必须出钱在另一个地方恢复一块不小于破坏面积的同类生态系统，或者到生态产品交易市场上购买相应的湿地缓解信用来抵消其项目造成的环境足迹。

中国今年6月就要启动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随着全国碳市场的逐步完善，建议把森林、湿地、草原产生的“绿色碳汇”“蓝色碳汇”等具有多重效益的碳汇项目尽快纳入全国碳市场，让有减排指标的企业可以购买绿色和蓝色碳信用来抵消其部分碳排放，这样也可以从碳市场为生态保护融到一些资金。

第三，要提高公共和私营部门生态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目前很多的政府和民间资金，用到生态修复领域时都是用一些传统的工程性手段，没有很好地运用大自然提供给我们人类的生态系统服务，所以往往事倍功半。

为市民提供清洁而廉价的饮用水是全球所有城市都面临的一个挑战。纽约市政府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上世纪90年代初，纽约市政府本来计划投入45亿美元建若干个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当时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和政府官员提出另一种更有效率的资金使用方法，建议政府买下纽约西北部一个叫Catskill的水源地，并为当地居民改善排污设施，对当地农牧民的生产活动进行一些限制，尽量减少其生产生活对水源的污染。在1997年到2017年20年间，纽约市仅仅花了15亿美元，就达到了为纽约市民提供高质量且便宜饮用水的目的。建议中国也可以充分利用好大自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态服务和产品。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和“两山理论”在各地的实践，中央政府已经逐步出台了许多非常好的政策措施。虽然政府财政公共资金的挖掘潜力有限，但只要政策环境和激励机制到位，技术手段和交易平台逐步完善，将来用市场化机制来动员社会资金的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