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版面截图
杨多晏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从山里搬到了城里一个新社区，那里医疗服务便利，儿子也在当地入学了。生活条件虽然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杨多晏还是非常怀恋以前的生活。
杨多晏上有年老多病的父亲，下有正在念小学的儿子，与妻子离异已经多年。由于眼疾导致的视力问题，杨多晏失去了社区安排的工作，生活难以为继。更糟糕的是，他的儿子似乎不珍惜这个机会，在学校成绩很差。
杨多晏是4月2日上映的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纪实电影《进城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的故事也正是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的真实影像。
《进城记》是电影《出山记》的姊妹篇，影片记录了来自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大漆村的村民们出山进城后如何适应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积极姿态以及党委政府、社区干部群策群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生动故事。
据悉，“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92万人，全省三分之一贫困人口通过搬迁实现脱贫，从源头上破解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脱贫难题，搬出了易地扶贫搬迁“贵州战法”。
该片的执行导演孟潇说:“我们想要展示当人们走出大山后，他们在城市里要面临哪些挑战，以及他们如何适应新生活。”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两组主人公的故事:覃猛一家以及杨多晏一家。覃猛热爱艺术，环境的改变让他有更多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中年的杨多晏带着父亲和儿子举家搬迁，在政府帮助下积极谋生。
“当我们说到扶贫，通常是指一个整体。但个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想看看年迈的父亲、中年的杨多晏和年幼的儿子分别是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的，从而让观众从不同的角度来切身体会脱贫这件事儿，或者说扶贫这项‘大工程’。”孟潇告诉记者。
导演焦波表示，《进城记》比《出山记》拍摄难度更大，出山的故事写在脸上，而进城的故事藏在心里，很难拍出这种思想的纠结。
“《进城记》拍摄了搬迁群众走进城市后的生活工作，采录了他们从移民变为居民的过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或是此间的心理挣扎。”焦波补充说到。
“骤然从大山搬到城市社区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尝试着选择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杨多晏的父亲代表了老年群体，杨多晏代表了中年群体，杨多晏的儿子代表了幼年群体，而覃猛则代表着不满足于当下生活现状的年轻人们。”孟潇说。
“虽然政府提供了不少优惠政策帮助搬迁群众适应新环境，但每个个体或多或少都会遇上不一样的难题。比如说，杨多晏在城市里很难找到工作，所以他总想回到山里去生活，他还会带着儿子回到老家，要儿子永远记住生他养他的地方。”孟潇说到。
孟潇说，“恋乡”是人们永恒的情结，但儿子是杨多晏的希望，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他还是决定搬家。
当看到人们在新环境里挣扎时，孟潇也开始质疑政府催促村民搬迁的必要性。但当他去到杨多晏在深山的故居后，他的困惑消失了。“我们从镇上爬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杨多晏的老房子所在处，那里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没有。村民过去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走到镇上看医生，而现在他们只需要下楼就可以买到药了。”
“如果杨多晏不搬家，那么他的后代也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确实给杨多晏一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这个家庭的未来走向。杨多晏不知道搬出大山会遇到什么挑战，但不管是好是坏，他都得面对，这个决定很关键。”孟潇说。
后来，社区帮助杨多晏争取到一笔创业贷款，他做起了贩羊的生意，生活慢慢好了起来。
焦波表示，这是他的团队拍摄的第9部乡村题材的纪录片。他说：“我觉得我们团队秉承的一个拍摄方式就是踏踏实实扎根在土地里，老百姓种植庄稼我们种植故事。当一年下来，老百姓的粮食丰收了，我们的片子也有了，也结束了。所以说大家都叫我农夫导演。”
著名评论家杨浪对焦波及其团队多年来深入基层、默默耕耘给予充分肯定，他说：“焦波是农民中最优秀、最睿智的人，他的纪录片以及纪录片外所积累的素材，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记录了最真实的生活，是要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去深刻挖掘和研究的。”（记者 王茹 编译 赵妍迪）
原文见4月13日中国日报18版 英文链接：https://enapp.chinadaily.com.cn/a/202104/13/AP6074e404a310f03332f9bc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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