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失而复得”的标语（点击收听音频）

“我”是一条特殊的标语，虽然只有简单的“保卫书籍 不要乱拿”八个字，字迹看上去还有些不太工整，但在遵义会议会址朱德、康克清住室的墙上，“我”绝对是引发参观者们强烈好奇的存在。

一定会有人问，为什么“我”不像其他常见的一些标语诸如“打倒土豪”“欢迎白军兄弟们过来当红军”等内容，而单单是保卫书籍呢？那你可听好了，今天，“我”就来解答这个谜题。说起来，这个故事还与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老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苏维埃大学副校长徐特立有关。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长征进驻遵义城。一个寒冷的傍晚，徐特立漫步在遵义老城街头，忽然看见一所民房的堂屋内火光闪烁，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正抱着一捆捆从土豪、地主家中搜出来的书烧火取暖。一向慈祥和蔼的徐特立，见此情景非常气愤，当场严厉地制止了红军战士乱烧图书的行为。当时，一名战士疑惑地问道：“这些‘古董’保存起来还有什么用处？”徐特立坐到战士们身边，慢慢地说：“怎么没有用？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这些不正是书本上告诉我们的吗？”几个战士在徐特立的耐心教育下，认识到了错误，将剩下的书全部集中起来进行了保管。

红军离开遵义重登征程后，部队在好些大户人家中写下了“保卫书籍，不要乱拿”之类的标语，以此表示对知识、文化的尊重和敬畏。而遵义不少名门望族家中的珍贵文物也因徐特立的高度重视、后人的妥善保护得以留存至今，成为遵义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这些标语大多湮没在岁月的流逝中，只有当时在柏家公馆的“我”这一条，因遵义会议会址的确定而得以留存。

著名的遵义会议研究专家、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在考证红军标语细节时曾发现，“我”这条“保卫书籍”的标语，是红军二进遵义城时由红军某部的战士写上去的。红军撤离后，房主人让泥水工人将“我”铲除，但工人们却用石灰浆把“我”覆盖了起来。解放后，柏家公馆这座小楼被确定为遵义会议会址，一些工人凭着回忆，经过细心地洗刷清理，终于让“我”又重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遵义台税兵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