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丨斯蒂芬·罗奇：是时候重新算算中美贸易这笔账

导读：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为《中国日报》旗下中国观察智库独家撰文指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国内储蓄严重不足，美中贸易逆差只是其多边逆差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并不能解决问题。对华逆差的缩小，在很大程度上被向成本更高的外国生产商的贸易转移所抵消。如果拜登成功入主白宫，此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可能被推翻，中美贸易谈判有望重回正轨，将注意力转移到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上来。

如果拜登成功入主白宫（目前看这似乎是肯定的），那么他将在上任第一天面临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解决长达4年的中美冲突方面，情况更是如此。一场贸易战迅速发展为科技战，进而一路将形势推向“全面冷战”的边缘。对中美任何一方来说，给这场愈演愈烈的纠纷降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为了防止一场政治误判演变成经济灾难，甚至更糟，“降温”恰是现在所需要的。美国对华贸易战从一开始就是个大错误。把美国中产阶级承受的痛苦归咎于中国，或许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是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这种政治算计根本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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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在一个全球供应链将各国紧密相连、储蓄严重失衡的世界里，计较双边贸易逆差几乎毫无意义。美国的贸易逆差全球第一，因为它的国内储蓄缺口也是全球第一。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下降至负值，为国民收入的-1.2%；与此同时，今年第三季度，美国整体商品贸易逆差（折合成年率）创下9700亿美元的新高。

这绝非巧合。美国一方面国内储蓄不足，而另一方面又希望实现增长，因此它必须从国外进口储蓄盈余，并维持巨额国际收支和外贸逆差，以吸引外国资本。这就导致了多边贸易逆差，也就是与许多国家都出现贸易逆差。2019年，美国与102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存在逆差——而美中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巨大的多边贸易失衡中的一部分。

在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比例确实是最大的，但这是由于中国生产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发挥了作用——而更低的生产成本恰恰符合了美国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包括iPhone手机在内的多种产品，零部件产自世界各地，但最终在中国进行组装。由于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是根据货物的起运港来计算出口的全部价值，因此美国认为其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40%，实际是因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把双边逆差严重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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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不仅愚蠢，而且荒谬。出于政治原因对中国穷追猛打，这种所谓的“双边解决方案”只会令多边问题更加复杂。

目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联邦预算赤字激增，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状况正日益恶化。这一问题不解决，美国多边贸易逆差中的对华逆差部分只能被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而这些新的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成本无疑比中国更高，其最终结果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多收了一重税。

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2019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收窄至3452亿美元，比2018年减少738亿美元——这显然是贸易战的结果。然而，处境艰难的美国工人几乎没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如果不算中国，美国2019年国际商品贸易逆差实际上扩大了520亿美元，对华逆差减少的“窟窿”大部分又被墨西哥、越南、加拿大、瑞士和爱尔兰等国给“填”回去了。

也就是说，对华双边贸易逆差的缩小，在很大程度上被向成本更高的外国生产商的贸易转移所抵消。美国试图通过双边方式解决多边问题，结果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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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这笔简单的贸易账，拜登团队还是算得清的。这意味着，此前的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框架与贸易谈判轨道相去甚远，很可能被推翻；同样的，此前美方对华施加的惩罚性关税也可能随之回落。在中美贸易谈判桌前，有望出现一个新的美方谈判团队，将目光转向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上来，例如创新政策、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国企补贴等。

特朗普政府曾在2018年3月针对中国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301调查”，在当时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些结构性问题，但指控中国的证据非常薄弱。如果拜登最终成功入主白宫，新政府必须提出一个与中国接触的新框架，把重点放在两国认为对各自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结构性挑战上。

贸易战转移了人们对真正最重要的事情的注意力。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瞄准明确的目标，中美贸易战尽早“停火”，两国才有机会去解决双边分歧中最关键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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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文版译文，原文标题为 "Rethinking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