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九四四年八月，早已是古稀之年，亲眼见过国民政府的脏乱，亲眼见证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句容的坠落，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在句容城门的冉冉升起！

今年的十一，就是建国七十周年了。七十年来的变化，真的是沧海桑田今胜昔，翻天覆地慨而慷！

我是个地道的农民，村上人都叫我“老农民”，直到现在，我也不曾一天离开土地。今天早晨，我还骑着电动车，载着五十斤豇豆，到句容的南门菜场卖了一百五十元。

我要说的，就是我种菜卖菜的苦乐史、发家致富的奋斗史。

在解放之前，甚至解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句容的城门是定时开关的，也就是说，在晚上，你是无法进出句容城的——这就是所谓的“闭关锁门”。后来，城墙拆了，城门废了，进出毫无障碍了。

我家在县城南面，离县城十里地。在改革开放之前，农业生产和管理高度集中，生产队长天天吹哨子，劳动形式是大呼隆，分配方式是大锅饭，生产效率极低，村民经常处于忍饥挨饿状态。那时候，家里只有墩子上的一分自留地，六十多个平方米。为了挣点零花钱，我就把自留地全种上了各式蔬菜，在豇豆、茄子、黄瓜、毛豆等等，几乎全部用来卖。那时候，句容是没有农贸市场的，卖菜就在当时的鲜鱼巷口，如今的市中心的十字街上。如果遇到高温和下雨，是没有办法躲避的，只能挨晒和淋雨。记得七六年七月，烈日当头，我带着八岁的儿子在鲜鱼巷口卖东瓜，只卖一分钱一斤。问题是，直到中午，一百五十多斤的东瓜也才卖出一半。而此时，儿子却被晒得中暑了，瘫在了地上。我吓得赶紧找水给儿子降温。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打来了井水，泼在儿子脸上，儿子终于缓过气来。我非常激动，在当时县城唯一的冰棒店，花五分钱，给儿子买了一支冰棒——这是儿子第一次吃冰棒，别提多开心了！最后，没卖完的七十多斤东瓜还得吭滋吭滋挑回家！

由此可见，当年农民卖点自家种的菜，是多么的困难呀！

后来，随着城市的建设，菜场转移到了建设路。建设路也是句容的主干路，又要卖菜，又要走人行车，路况当然是水泄不通，一塌糊涂，尽显乱象。菜在大街上摆卖吧，拥挤不堪，在背街小巷卖吧，又卖不动——唉，真是两难！

一九七八年，一声春雷，万壑开颜！党的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俗称的分田到户，点燃了地火，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农村大地！农民的春天来了！

因为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我就发挥自己的专长，更多地搞起了蔬菜生产，尤其是大棚种植蔬菜、反季节菜。连续几年，我反季节种植豇豆和丝瓜，每季的收入抵得上别的村民做木匠或瓦匠一年的收入。八十年代后期，放开搞活，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我独辟蹊径，在灶门口养地鳖虫，到菜市场上卖给药材贩子。更为异想天开的是，我竟然第一个在句容种起了生姜——要知道，句容以前从来没人种过生姜的！句容的生姜基本上都是从山东拉来的。我就在市场上跟卖生姜的山东人拉呱，了解生姜的生长环节和种植技艺。很快，我就学会了生姜的种植技术，种了一亩地的生姜。生姜的收成不错，卖价比其他常规品种高多了。因为生姜，家里的生活条件更好了。

后来，句容新建了东门菜场，在东门桥附近，沿河边，我卖菜就转到了东门菜场。不过，东门菜场室内的固定摊位都是提供给固定菜贩的，我们零卖的农民只能沿着河边路摆放，还是免不了挨晒受冻，淋雨吃风，有时候，还受到管理人员的驱赶，还时不时有人来收管理费，五块十块的，钱不多，也是血汗钱哪！

再后来，句容建起了更大的南门菜场——南门农贸市场，因为交易更为活跃，我卖菜就转到了南门菜场。

转眼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南门菜场发生了巨变——竟然专门为我们自产自销的农民建起了自产自销蔬菜疏导区！

这个疏导区位置非常好，就在农贸市场的前沿位置，大约有几百平方米，全部由彩钢瓦建成，整洁大气漂亮，大概设置了几百个摊位，能同时容纳数百人交易，也就是说，每个自销的农民都可以通过抽签，抽到自己的台位，关键是，有人悉心管理，却一分钱不收！

从此后，我卖菜就成了一种享受——再也不会淋雨挨风，再也不会被人驱赶，再也不会拥挤凌乱！

如今，当我沐浴着朝阳，骑上电动车，到南门菜场卖菜的时候，发自心底唱起了一首歌：“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