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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建华:大时代的初中生

来源: 中国日报网
2019-09-02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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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着家里收过早稻、搞完双抢之后,皮肤被晒得黝黑的我们,重又背起书包,来到附中岭上,开始初中两年的走读生活。从我家荞麦皁到学校,途经茅洞桥老街,只有两里多路。路边有相识的爹爹娭毑,打趣我们是“秀才老爷”。一问方知旧社会穷人多,能读五六年私塾就相当不错了,肄业即可考秀才,做了秀才就可以免除皇粮国税,甚至见了县官大老爷也会看坐,打官司还不用下跪磕头。校长则在开学典礼时庄严宣告:“你们现在是小知识分子了!可以考虑承担天下使命了!”

茅洞桥是一个山间小盆地,除了祖父他们开拓的老街商铺,沿着栗江(习称茅水河)南岸一字摆开,四周多是紫红色页岩的丘陵山岗。学校在半山坡上,侧边有几丛高大的楠竹,所以得名楠竹坪。挨着校舍散落着几户詹姓人家,因此又叫詹氏岭。不过他们嫌詹字笔划多,都写作占氏岭,詹、占二字当地口音都念“jiān”。山脚下则是茅市区人民医院,老百姓却喜欢叫茅市地区医院,念起来似乎顺口些。

学校原本是一所完全小学,只有一至五年级小学生,后来增办了初中,所以改称茅市完小附中。顺坡而建的校舍分成两级台地,下面一级是一溜红砖黑瓦的两层楼房。一楼做教室,水泥地面打得比较薄,经不起学生凳子移来移去磕磕碰碰,到处都是凹凸不平,得用黄泥夯实才行。二楼是教师宿舍,还有远道的山区学生宿舍,他们的家在八石、长岭一带,离学校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周六下午放学后,赶回家里取粮食和咸菜,周日晚上或周一清早回校。楼面是杉树板和松树板混铺的,并不十分严实,人在上面走动,动静比较大,空隙处就会有灰尘飘落。每当这个时候,正在上课的师生便会大声叫喊,上面的人则吓得不敢移动脚步。

上下两排教室前各有一块坪,在当时的我们眼中看起来比较宽广,实际上不到现在的两个夜光篮球场那么大。上面那块是体育场,没有做什么特别地平整,只要天一下雨,就会长满各种花花草草,尤其是狗尾巴草长势凶猛。只竖有两个篮球架,还有一个排球网,三五个水泥红砖搭建的乒乓球台。足球是绝对踢不成的,一脚将球开出去,得满山满沟地寻找,耽误不起那功夫。下面这块是操场,上午两节课后做广播体操,也用来开全校师生大会。我是以语文、数学双百分考进来的,虽然家里成分高,但在当地有一个清白名声,先是被班主任老师临时指定,不久全班同学投票选举,当了19班的两年班长。因为旁边的20班班长比较弱势,所以每逢年级出操开会,体育老师都要我带队喊口令。进校不久是国庆节,搞了一次歌颂祖国的征文,据说我的作文写得最好。但围绕我这个“五类分子”的子弟是不是该得第一名,老师们居然分成两派争辩两三天。意想不到的是,那些刚刚复职、尚未完全平反的老师都反对我,而那些出身较好、一直待在工作岗位的老师则力挺我,最终是后者赢了,记得我当时在红榜前流了眼泪。

我们是1977年9月进校的,先一年粉碎了“四人帮”,校园里的标语都是半新不旧的,“开门办学”和“五七道路”依然风行。第一学年除了课堂念书,我们还不定期到附近的茅市大队农场开荒种地,主要是种花生和油菜,用来贴补学校食堂的伙食。每次都是打着红旗,喊着口号,百十来个学生漫山遍野地撒欢。都是农家子弟出身,根本用不着老师指点,大家都知道怎么开荒、挖土、点种、施肥、浇水。最后就看老天爷的意思了,如果风调雨顺,播下去的便会有收成,否则就是打摆子,蹉跎岁月而已。

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县有一定的名气,印象中两年经历了三任校长,似乎都是“文革”中的风派人物。尤其是一个姓周的,成天道貌岸然的样子,让人见了很反感,听说后来还是出了问题,下场比较惨。我们平时尽量躲着他走,可他要是叫了谁的名字,那还是得毕恭毕敬地站住答应。一年级班主任全先芳老师,长相文文静静,语文教得不错,喜欢教我们写作文。她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住在茅洞桥街上,我偶尔还会拜望她。二年级上学期发展团员,学校给了我们班一个名额,她竟然置我这个劳苦功高的班长于不顾,推荐的是一个家庭出身好也姓甘的女生。这个心结让我一直无法解开,但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估计她自己也早已忘记了。接替她的班主任姓黄,也是教语文的,却只晓得拿着课本念白。可能因为家里和学校的事情弄得不开心,经常将情绪带到课堂上,弄得大家不敢喘息,整间教室如丧考妣。有几次,同学们悄悄地鼓动我,他进来时,我不喊“起立”,让他傻傻地站在那儿。他很严肃地找我谈过师道尊严,我也将同学们的反映告诉他,他当即爽快地答应改正,可下一回依然如故。数学老师前后也有两个,一个是姓肖的副校长,课还是教得不错,但整天扯着喉咙吆东喝西,而且行为似乎不端,给师生们的印象非常之差。另一个是白鹤铺人李良广,相貌英武,眼睛大而有神,头发却未老先白。他的数学、化学课都教得顶呱呱,而且喜欢读古代四大名著,经常用一口祁东话,绘声绘形地给我们讲《三国演义》。他后来好不容易调回老家,因为恃才傲物的个性使然,与县里分管文教的领导和校长关系弄得很僵。1990年代中期,我在衡阳日报社当记者稍有名气,曾经应他的再三恳求,到祁东县城找到相关人员协调,虽然矛盾有所缓和,听说效果也不是很理想。物理老师陈国清,柞树坳人,面相慈祥,性格温和,说话轻言细语,特别耐得烦,真是让人难忘的好老师。虽然我并不喜欢物理课,但他的一颦一笑时常在我的眼前晃动。英语老师周道炳,好像是代泉亭人,毕业于衡阳三师,教学时竭力模仿牛津发音,却明显地是十分浓重的本地口音,曾让前来观摩和实习的老师目瞪口呆。但他的英语基本功非常扎实,我后来能够翻译英国文学,也是拜他所赐。那年我以全省英语前十名的成绩,考取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之所以没有报考外语系,也是因为湘音过重而害怕。体育老师周道才,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凶的样子,其实人很好,喜欢带着茅洞桥街上的男生女生打篮球,第五套广播体操就是他教我们的。音乐老师刘诗古是我三叔甘俊的同窗好友,也是学校最有风度和修养的老师。他用脚踏风琴演奏《黄河大合唱》,用手风琴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用笛子演奏《春到湘江》,打开了山区孩子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艺术通道。他仿佛就是那时茅洞桥上空的一颗星星,我后来再也没有遇到像他那样有才华、有气质的山区教师,也没有见到像他和同样做教师的妻子,携带着可爱的一儿一女,在山道、河边、小镇漫步的美丽身影。

这些教过我的老师和没有给我上过课的老师,虽然身处湘南大山的深处,却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对天下大事的关心,始终将教书育人的责任扛在肩头。他们总是期望学生比自己有出息,以谈论有出息的学生而自豪,学生工作的地方越远就越被他们神化。所以,在当地工作的毕业生都希望离开家乡,到县城、市区、省会甚至北京去。

纵观湖南近现代的读书人,大都像晚清左宗棠书房自撰联所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即使在难以解决温饱的情况下,他们也要考虑天下大事,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并通过博览群书,与古代圣贤进行思想对话。茅市完小附中当年那些三四十岁的教师,除了全先芳老师两口子都有工作单位,其他人好像都是家在农村的“半边户”。他们的确好论时政指点江山,一个个头角峥嵘,敢说敢为,具有兼济天下、忧乐在心的情怀。作为当地的文化人,他们从街上走过时,总会受到人们格外的尊重。即使他们有些人还在含冤受屈之中,父老乡亲并不另眼相看,都会叫他们一声“某老师”以示礼敬,老年人更会以“某先生”相称。街上那些追鸡逐狗的小混混,平时连公社干部也懒得搭理,但一旦见到老师过来了,马上堆起笑脸。正在进行中的干戈也会顿息,各个望风披靡作鸟兽散。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从《中国青年报》上了解的大人物和大事件,每每让我们激动不已。甫一进校,就听闻邓小平重新出山恢复工作,毛主席纪念堂落成正式对外开放,数学家陈景润的感人事迹,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得重要成果,等等。老师给我们讲述这些的时候,一个个眼睛全都泛着亮光。叶剑英元帅的诗歌《攀登科学高峰贵在有心》,张贴在学校的公告墙上,立马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我现在依然记得这四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另一首《八十书怀》尾联为世所颂:“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我至今还记得几位年龄较大的老师,在操场上摇头晃脑地吟哦的情形。

那一年,歌剧《洪湖赤卫队》重新公演,我前前后后看了不下四五次。刘诗古老师先是在我们班教唱《手拿碟儿敲起来》,结果别的班级都停课了,全都跑到我们班窗外学唱。学校临时决定,其他各班都改上音乐课,刘老师站在操场上挥舞双手,指挥大家齐唱《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头发一甩一甩的,那个样子真是帅呆了。街上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闻讯赶到学校来看热闹,被师生们的情绪所感染,许多人也跟着一起唱。结果那段时间,茅洞桥到处都能听到《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刘老师又适时地组织学校文艺宣传队,将两个年级长相好、嗓音脆的男女生排练,由我领唱,齐聚在金秋的阳光下演出,竟然轰动一时。连公社和附近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跑来观看,嗣后将刘老师狠狠地灌了一顿胡之酒,弄得三天过后,他还对我们直嚷嚷:“头疼啊!头疼啊!”

这一年年末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邓小平的倡议下,全国恢复高考,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听到从广播里传来的消息,茅洞桥许多人都不敢相信,到处互相打听:“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平时看书就头疼的我家姨妈,赶紧跑到学校找老师借书,可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哪里管用啊!那年有许多青年因此而改变了命运,看到他们及其家人欢天喜地的样子,我们也增添了读书才能出人头地的动力。到了第二年,国家决定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校,以逐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更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和必胜的信心。那时茅洞桥再吝啬的父母,也会从牙齿缝中抠出钱来,到镇上买上桐油和灯盏,供儿女们夜晚读书做作业。

1978年是一个大年份:在国家来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在我家来说,返城重新吃上商品粮,父亲的问题也随之平反,原单位青海油田来函催他即刻回去工作。七十多岁的祖母高兴得流泪了,反复摩挲着我和弟妹们的头顶,嘱咐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啊!我们全家要世世代代感激邓小平啊!”

有一天,上课铃响了,周道炳老师挟着一本杂志走进教室,先是沉默有顷,之后低沉地说:“这节课咱们不上英语了,我给同学们念一篇小说,刘心武的《班主任》。”现在想来,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当面听人朗诵,虽然他不是专业的朗诵家,但在当时的我听来如闻天籁之音。我第一次知道谢惠敏、石红、宋宝琦的名字,知道“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听到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尤其是描写张俊石老师的那一段,宛若是对周老师的人物速写。“他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条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

第二学年下半学期,我们似乎有些情窦初开了,眼中开始有了女生的影子,有些大胆的女生也学会了抛媚眼。学校新招了一个补习班,他们的年龄普遍比我们大,社会阅历也比我们丰富,情书在男女生之间传递飞扬,我们截获时聚在一起欣赏,一个个笑得乐不可支。

然而很快地,我们的目光被越南前线的炮火牵引过去了,因为其中一个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者,就是我们的校友陈书利。他是附近的公平大队泥水冲人,广西边防部队某团八连班长。2月21日,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主动将不同建制的两名战士、四名伤员,组成一个临时战斗集体。在断绝粮食的情况下,他们打退了敌人八次进攻,与敌人迂回、浴血四昼夜,歼敌30余名,最终胜利返回部队。学校顿时掀起了“学习陈书利,向英雄看齐”的活动,许多人要求报名参军到前线去打仗。陈书利当兵之前,我曾在街上见过许多次,他的两个弟弟就在我们班,其中一个与我同座,不过现在都已失去联系。

这一年,是辉煌的八十年代的前夜,千军万马正在做抢渡文学这根独木桥的准备。我已经读过《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边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长篇小说,读过中外诗人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读到了翻印的食指诗歌《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用节余的零花钱,买到了朱自清、杨朔、孙犁的散文选集,甚至拥有了两个纸箱的藏书。

这一年,我还读到了两位湖南作家的散文:一是蔡测海《刻在记忆的石壁上》,歌颂山区小学教师;一是杨里昂《油茶花赋》,歌颂雪峰山区的农民。曾经离我那么远的作家,多年后在长沙相逢相识,竟然结成忘年之交,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甘建华,生于1963年8月18日,湖南衡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客座教授,衡阳师范学院终身客座教授,衡阳日报社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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