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着家里收过早稻、搞完双抢之后，皮肤被晒得黝黑的我们，重又背起书包，来到附中岭上，开始初中两年的走读生活。从我家荞麦皁到学校，途经茅洞桥老街，只有两里多路。路边有相识的爹爹娭毑，打趣我们是“秀才老爷”。一问方知旧社会穷人多，能读五六年私塾就相当不错了，肄业即可考秀才，做了秀才就可以免除皇粮国税，甚至见了县官大老爷也会看坐，打官司还不用下跪磕头。校长则在开学典礼时庄严宣告：“你们现在是小知识分子了！可以考虑承担天下使命了！”
茅洞桥是一个山间小盆地，除了祖父他们开拓的老街商铺，沿着栗江（习称茅水河）南岸一字摆开，四周多是紫红色页岩的丘陵山岗。学校在半山坡上，侧边有几丛高大的楠竹，所以得名楠竹坪。挨着校舍散落着几户詹姓人家，因此又叫詹氏岭。不过他们嫌詹字笔划多，都写作占氏岭，詹、占二字当地口音都念“jiān”。山脚下则是茅市区人民医院，老百姓却喜欢叫茅市地区医院，念起来似乎顺口些。
学校原本是一所完全小学，只有一至五年级小学生，后来增办了初中，所以改称茅市完小附中。顺坡而建的校舍分成两级台地，下面一级是一溜红砖黑瓦的两层楼房。一楼做教室，水泥地面打得比较薄，经不起学生凳子移来移去磕磕碰碰，到处都是凹凸不平，得用黄泥夯实才行。二楼是教师宿舍，还有远道的山区学生宿舍，他们的家在八石、长岭一带，离学校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周六下午放学后，赶回家里取粮食和咸菜，周日晚上或周一清早回校。楼面是杉树板和松树板混铺的，并不十分严实，人在上面走动，动静比较大，空隙处就会有灰尘飘落。每当这个时候，正在上课的师生便会大声叫喊，上面的人则吓得不敢移动脚步。
上下两排教室前各有一块坪，在当时的我们眼中看起来比较宽广，实际上不到现在的两个夜光篮球场那么大。上面那块是体育场，没有做什么特别地平整，只要天一下雨，就会长满各种花花草草，尤其是狗尾巴草长势凶猛。只竖有两个篮球架，还有一个排球网，三五个水泥红砖搭建的乒乓球台。足球是绝对踢不成的，一脚将球开出去，得满山满沟地寻找，耽误不起那功夫。下面这块是操场，上午两节课后做广播体操，也用来开全校师生大会。我是以语文、数学双百分考进来的，虽然家里成分高，但在当地有一个清白名声，先是被班主任老师临时指定，不久全班同学投票选举，当了19班的两年班长。因为旁边的20班班长比较弱势，所以每逢年级出操开会，体育老师都要我带队喊口令。进校不久是国庆节，搞了一次歌颂祖国的征文，据说我的作文写得最好。但围绕我这个“五类分子”的子弟是不是该得第一名，老师们居然分成两派争辩两三天。意想不到的是，那些刚刚复职、尚未完全平反的老师都反对我，而那些出身较好、一直待在工作岗位的老师则力挺我，最终是后者赢了，记得我当时在红榜前流了眼泪。
我们是1977年9月进校的，先一年粉碎了“四人帮”，校园里的标语都是半新不旧的，“开门办学”和“五七道路”依然风行。第一学年除了课堂念书，我们还不定期到附近的茅市大队农场开荒种地，主要是种花生和油菜，用来贴补学校食堂的伙食。每次都是打着红旗，喊着口号，百十来个学生漫山遍野地撒欢。都是农家子弟出身，根本用不着老师指点，大家都知道怎么开荒、挖土、点种、施肥、浇水。最后就看老天爷的意思了，如果风调雨顺，播下去的便会有收成，否则就是打摆子，蹉跎岁月而已。
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县有一定的名气，印象中两年经历了三任校长，似乎都是“文革”中的风派人物。尤其是一个姓周的，成天道貌岸然的样子，让人见了很反感，听说后来还是出了问题，下场比较惨。我们平时尽量躲着他走，可他要是叫了谁的名字，那还是得毕恭毕敬地站住答应。一年级班主任全先芳老师，长相文文静静，语文教得不错，喜欢教我们写作文。她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住在茅洞桥街上，我偶尔还会拜望她。二年级上学期发展团员，学校给了我们班一个名额，她竟然置我这个劳苦功高的班长于不顾，推荐的是一个家庭出身好也姓甘的女生。这个心结让我一直无法解开，但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估计她自己也早已忘记了。接替她的班主任姓黄，也是教语文的，却只晓得拿着课本念白。可能因为家里和学校的事情弄得不开心，经常将情绪带到课堂上，弄得大家不敢喘息，整间教室如丧考妣。有几次，同学们悄悄地鼓动我，他进来时，我不喊“起立”，让他傻傻地站在那儿。他很严肃地找我谈过师道尊严，我也将同学们的反映告诉他，他当即爽快地答应改正，可下一回依然如故。数学老师前后也有两个，一个是姓肖的副校长，课还是教得不错，但整天扯着喉咙吆东喝西，而且行为似乎不端，给师生们的印象非常之差。另一个是白鹤铺人李良广，相貌英武，眼睛大而有神，头发却未老先白。他的数学、化学课都教得顶呱呱，而且喜欢读古代四大名著，经常用一口祁东话，绘声绘形地给我们讲《三国演义》。他后来好不容易调回老家，因为恃才傲物的个性使然，与县里分管文教的领导和校长关系弄得很僵。1990年代中期，我在衡阳日报社当记者稍有名气，曾经应他的再三恳求，到祁东县城找到相关人员协调，虽然矛盾有所缓和，听说效果也不是很理想。物理老师陈国清，柞树坳人，面相慈祥，性格温和，说话轻言细语，特别耐得烦，真是让人难忘的好老师。虽然我并不喜欢物理课，但他的一颦一笑时常在我的眼前晃动。英语老师周道炳，好像是代泉亭人，毕业于衡阳三师，教学时竭力模仿牛津发音，却明显地是十分浓重的本地口音，曾让前来观摩和实习的老师目瞪口呆。但他的英语基本功非常扎实，我后来能够翻译英国文学，也是拜他所赐。那年我以全省英语前十名的成绩，考取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之所以没有报考外语系，也是因为湘音过重而害怕。体育老师周道才，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凶的样子，其实人很好，喜欢带着茅洞桥街上的男生女生打篮球，第五套广播体操就是他教我们的。音乐老师刘诗古是我三叔甘俊的同窗好友，也是学校最有风度和修养的老师。他用脚踏风琴演奏《黄河大合唱》，用手风琴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用笛子演奏《春到湘江》，打开了山区孩子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艺术通道。他仿佛就是那时茅洞桥上空的一颗星星，我后来再也没有遇到像他那样有才华、有气质的山区教师，也没有见到像他和同样做教师的妻子，携带着可爱的一儿一女，在山道、河边、小镇漫步的美丽身影。
这些教过我的老师和没有给我上过课的老师，虽然身处湘南大山的深处，却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对天下大事的关心，始终将教书育人的责任扛在肩头。他们总是期望学生比自己有出息，以谈论有出息的学生而自豪，学生工作的地方越远就越被他们神化。所以，在当地工作的毕业生都希望离开家乡，到县城、市区、省会甚至北京去。
纵观湖南近现代的读书人，大都像晚清左宗棠书房自撰联所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即使在难以解决温饱的情况下，他们也要考虑天下大事，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并通过博览群书，与古代圣贤进行思想对话。茅市完小附中当年那些三四十岁的教师，除了全先芳老师两口子都有工作单位，其他人好像都是家在农村的“半边户”。他们的确好论时政指点江山，一个个头角峥嵘，敢说敢为，具有兼济天下、忧乐在心的情怀。作为当地的文化人，他们从街上走过时，总会受到人们格外的尊重。即使他们有些人还在含冤受屈之中，父老乡亲并不另眼相看，都会叫他们一声“某老师”以示礼敬，老年人更会以“某先生”相称。街上那些追鸡逐狗的小混混，平时连公社干部也懒得搭理，但一旦见到老师过来了，马上堆起笑脸。正在进行中的干戈也会顿息，各个望风披靡作鸟兽散。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从《中国青年报》上了解的大人物和大事件，每每让我们激动不已。甫一进校，就听闻邓小平重新出山恢复工作，毛主席纪念堂落成正式对外开放，数学家陈景润的感人事迹，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得重要成果，等等。老师给我们讲述这些的时候，一个个眼睛全都泛着亮光。叶剑英元帅的诗歌《攀登科学高峰贵在有心》，张贴在学校的公告墙上，立马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我现在依然记得这四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另一首《八十书怀》尾联为世所颂：“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我至今还记得几位年龄较大的老师，在操场上摇头晃脑地吟哦的情形。
那一年，歌剧《洪湖赤卫队》重新公演，我前前后后看了不下四五次。刘诗古老师先是在我们班教唱《手拿碟儿敲起来》，结果别的班级都停课了，全都跑到我们班窗外学唱。学校临时决定，其他各班都改上音乐课，刘老师站在操场上挥舞双手，指挥大家齐唱《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头发一甩一甩的，那个样子真是帅呆了。街上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闻讯赶到学校来看热闹，被师生们的情绪所感染，许多人也跟着一起唱。结果那段时间，茅洞桥到处都能听到《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刘老师又适时地组织学校文艺宣传队，将两个年级长相好、嗓音脆的男女生排练，由我领唱，齐聚在金秋的阳光下演出，竟然轰动一时。连公社和附近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跑来观看，嗣后将刘老师狠狠地灌了一顿胡之酒，弄得三天过后，他还对我们直嚷嚷：“头疼啊！头疼啊！”
这一年年末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邓小平的倡议下，全国恢复高考，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听到从广播里传来的消息，茅洞桥许多人都不敢相信，到处互相打听：“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平时看书就头疼的我家姨妈，赶紧跑到学校找老师借书，可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哪里管用啊！那年有许多青年因此而改变了命运，看到他们及其家人欢天喜地的样子，我们也增添了读书才能出人头地的动力。到了第二年，国家决定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校，以逐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更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和必胜的信心。那时茅洞桥再吝啬的父母，也会从牙齿缝中抠出钱来，到镇上买上桐油和灯盏，供儿女们夜晚读书做作业。
1978年是一个大年份：在国家来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在我家来说，返城重新吃上商品粮，父亲的问题也随之平反，原单位青海油田来函催他即刻回去工作。七十多岁的祖母高兴得流泪了，反复摩挲着我和弟妹们的头顶，嘱咐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啊！我们全家要世世代代感激邓小平啊！”
有一天，上课铃响了，周道炳老师挟着一本杂志走进教室，先是沉默有顷，之后低沉地说：“这节课咱们不上英语了，我给同学们念一篇小说，刘心武的《班主任》。”现在想来，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当面听人朗诵，虽然他不是专业的朗诵家，但在当时的我听来如闻天籁之音。我第一次知道谢惠敏、石红、宋宝琦的名字，知道“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听到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尤其是描写张俊石老师的那一段，宛若是对周老师的人物速写。“他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条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
第二学年下半学期，我们似乎有些情窦初开了，眼中开始有了女生的影子，有些大胆的女生也学会了抛媚眼。学校新招了一个补习班，他们的年龄普遍比我们大，社会阅历也比我们丰富，情书在男女生之间传递飞扬，我们截获时聚在一起欣赏，一个个笑得乐不可支。
然而很快地，我们的目光被越南前线的炮火牵引过去了，因为其中一个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者，就是我们的校友陈书利。他是附近的公平大队泥水冲人，广西边防部队某团八连班长。2月21日，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主动将不同建制的两名战士、四名伤员，组成一个临时战斗集体。在断绝粮食的情况下，他们打退了敌人八次进攻，与敌人迂回、浴血四昼夜，歼敌30余名，最终胜利返回部队。学校顿时掀起了“学习陈书利，向英雄看齐”的活动，许多人要求报名参军到前线去打仗。陈书利当兵之前，我曾在街上见过许多次，他的两个弟弟就在我们班，其中一个与我同座，不过现在都已失去联系。
这一年，是辉煌的八十年代的前夜，千军万马正在做抢渡文学这根独木桥的准备。我已经读过《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边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长篇小说，读过中外诗人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读到了翻印的食指诗歌《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用节余的零花钱，买到了朱自清、杨朔、孙犁的散文选集，甚至拥有了两个纸箱的藏书。
这一年，我还读到了两位湖南作家的散文：一是蔡测海《刻在记忆的石壁上》，歌颂山区小学教师；一是杨里昂《油茶花赋》，歌颂雪峰山区的农民。曾经离我那么远的作家，多年后在长沙相逢相识，竟然结成忘年之交，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甘建华，生于1963年8月18日，湖南衡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客座教授，衡阳师范学院终身客座教授，衡阳日报社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