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2日，费思芬（右）陪同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在北京与毛泽东会面。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中国日报网10月16日电 1973年4月，费思芬（Stephen FitzGerald）抵达北京，就任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此时的中国正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短短40年的时间，在这场变革中，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7亿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世界大国。
如今的中国已经改头换面，早已不再是1973年的那个中国了。中国踏上了变革之路。
1974年，费思芬站在新建的澳大利亚大使馆前。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回首过去40年，前澳大利亚外交官费思芬说，中国的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邓小平的改革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费思芬说，“如果非要指出邓小平改革对哪个领域影响最大，我认为是科技领域。”
“在学校停课和老师遭批斗的情况下，中国想要肃清文革影响是需要时间的。”
“中国并非没有学生，问题是没有授课的老师。”
“因此，中国政府开始选派杰出人才到国外学习科学技术。他们去的也都是顶尖学府而绝非普通的大学。”
费思芬说，派遣留学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他说，“科技实现飞速发展，我怀疑中国以外的许多人根本不清楚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另外，大家不要忘记，直到如今，中国依然在向科技、研发、人工智能等领域投入大笔资金。”
费思芬回忆起了20多年前他与北京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校长的谈话。
费思芬说道，“他那时候跟我说，不仅政府会提供资金，海外华人也会捐款。大学得到的资助太多了，花都花不完。”
他说，中国一直都重视教育，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源，现在成果已经显现了。他还补充道，亚洲发展中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重视教育以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
费思芬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7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是中国另一项伟大的成就，但人们常常忽视这一点。
费思芬在离开驻外机构后，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几份工作让他再次回到中国。在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供职期间，他是中国扶贫事业的见证人。
他表示，“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堪称现代社会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但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仅是就经济或是政治而言的，还有思想上的对外开放。”
对于费思芬和他的团队来说，来中国的三年，让他们收获良多。历史证明，大使馆向澳大利亚政府发回的消息在当时是很有先见性的。
尽管澳大利亚外事部门有些人对驻华使团的观点大泼冷水，费思芬和他的团队向澳大利亚政府传达的许多消息，比如对外开放政策，在今天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他说，“你可以感受到中国正在发生变革。我离开北京之后，华盛顿方面跟我说，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的报告……那些分析和评论……是那时关于北京最好的、最有用的信息。”
费思芬担任驻华大使之前，在1971年7月曾陪同时任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到访过中国。1972年12月5日，惠特拉姆宣誓就职澳大利亚总理。随后不久，就在12月21日，澳大利亚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此行为澳中建交铺平了道路。
费思芬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和周恩来同坐一处，他身边发生了那么多事，却还能如此泰然自若，真的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那时可正值文革中期。”
“我们能感觉到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惠特拉姆想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他认为不应该继续承认蒋介石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他（惠特拉姆）意识到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在政治和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不仅认为这是政治现实，而且看到了战略上的重要性。”
“惠特拉姆希望澳大利亚能迈向未来，而不是停留在过去。别忘了，美国也在偷偷行动了。”
1971年4月，正当美苏冷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一队美国乒乓球球员到访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访华的美国代表团。
此后美中建立了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达22年之久的隔绝状态，人们常说这是乒乓球代表团成功访华的功劳。
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乒乓外交”。“乒乓外交”发生后不到一年，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到访北京，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
1973年11月4日，周恩来（左二）、邓小平（左一）、北京市市长吴德（右）和费思芬（右二）、在北京为惠特拉姆送行。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1973年，费思芬来到北京就职时还怀揣着惠特拉姆写给他的长达八页的信函。
费思芬说道，“在这封信里惠特拉姆阐述了他的想法，信里提到了对澳中关系的构想和长远目标以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应该做些什么。”
惠特拉姆写道：“澳大利亚寻求在友好、合作与互信的基础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一种我们与其它大国已经建立的或寻求建立的相当的关系。”
费思芬说：“注意，他说的并不是‘其他亚洲大国’，而是‘其他大国’，这里既包括印尼和日本，也同样包括美国和英国。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无论是在政府还是民间层面，澳大利亚要对华建立一种与其他国家相当的友好亲密、交流互信、能相互影响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鲍勃•霍克（Bob Hawke）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时，确实有那么几天，他一直跟着中国领导人去听、去了解、去探讨，以至于英国和美国的驻京大使都公开抱怨中国政府领导过度关注澳大利亚而忽视了其他国家。那个时候澳中之间确实可能建立起那种相当的关系。”
那么澳大利亚今天为何害怕中国了？对此费思芬表示，“原因很复杂，许多势力都在宣扬这样（反华）的立场。”
“一部分原因是许多人害怕中国强大、害怕中国称霸，这是几代人都挥之不去的恐惧。”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层面的，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安全和情报机构推动的。”
“他们认为自己有实力，世界就应该受他们操控，规则应该由他们制定。”
“我是说，甚至奥巴马也说过‘规则由我们制定’。”
费思芬表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美国不希望中国挑战美国的“权威”。
他说，“美国并不清楚如何应对挑战，只知道应该抵制中国。澳大利亚在管别人的闲事儿，澳大利亚不该与中国为敌，但是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确实在敌视中国。”
费思芬说，如果继续对美国亦步亦趋，澳大利亚永远都不会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尤其不会接受新中国。
“澳大利亚需要的是内心真正强大的政治领袖，惠特拉姆就是这样的人，他曾经说过‘要么一片坦途要么粉身碎骨’。”
费思芬表示，媒体不加辨别地报道从堪培拉得到的假新闻，他们也要对当前澳中关系陷入僵局负有一定责任。
“我当年去北京的时候只带着工作计划，我没有如今这样的包袱。”
“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澳大利亚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他表示，现如今，澳大利亚应该放松一下，问问中国是否还要继续改革，当前进行的改革够不够，应不应该继续推行新改革，这其实很容易。
“的确，像金融等领域还需要改革。”
“政务公开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公众需要政策更加公开透明。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受到重视。”
“当然，中国的反腐行动也颇受好评。”
当问到中国能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时（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费思芬表示：“中国还没实现这些目标吗？中国已经富强了。看看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中国已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了。”
“你们还需要多少高铁啊……中国的目标其实已经实现了。”
（编辑：齐磊 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