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无法满足人的无度欲望，过度调动人的欲望，必然是经济成果越丰硕，社会矛盾和冲突越多越激烈。没有实现精神和物质的平衡，人注定永远处于痛苦之中，且不能自拔。
习近平引导社会是以系统工程展开。他“上树信仰”，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种对信仰的高度重视，清晰反映在纪念建党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讲话和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他规范权力边界与官员行为，要求“官商交往要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想当官”……这些思想理念已经在化作制度，直接影响了官员以致民众的价值观，进而形成超越历史的新人文生态。
我们已经看到，大量为利益而来的官员正在挤出“官场”，当官员普遍确立新的价值系统，官场生态净化，社会人文生态改善，中国的科学技术繁荣，经济的良性发展才拥有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也便具有了引领世界的能力。
第三、中国参与世界的生态在变化
中国曾经是大国强国，但近百年来已经远离世界中心，鸦片战争是转折点，此后每况愈下，久而久之造就出“弱国心态”和行为方式，有时与世界格格不入。这实际上也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生态。
如果把所处的国际生态作出区别，自1840年来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存在过三种状态：从“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眼里的世界是模糊的，真正有世界高度和世界眼光、世界胸怀的人是极有限的。即便林则徐，当时也认为英军的腿不会打弯，只要用竹杆拨倒就爬不起来，他甚至要求官兵民众大量准备污秽之物，以此应对英军枪炮进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有了“两弹一星”，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这些成就让中国人产生了难得的自信，一定意上是让一个长期跪着的民族直起了腰板。当然，由于仍然缺少对世界的真切了解，同时缺乏国际思维，我们还是走了弯路。比如参与国际共运期间，存在着理想高于现实，激情重过理性，在自己吃不上饭的情况下，仍然试图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对世界严重不了解下的革命热情，注定是悲剧。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前，邓小平主导和延续邓小平路线的中国，开始打破闭关锁国，更多人走出国门，开始明白“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又因为知晓了世界，而奋起直追，终于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成就。概括起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让国人了解世界，努力缩短先进国家的差距。这个阶段的国家和民众参与世界，带有被动性和有限性。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导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且有一系列举措伴随，包括“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也包括G20会上提出的“中国方案”。目标与行为，或者说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中国，是把全国人民作为主体，既然是主体，就一定有独立思考，就一定是自己在观察世界中作出判断。长此以往，必定塑造出成熟的大国国民，进而让中华民族具备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能力。
这才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