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今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的供给侧改革戏份越来越重。日前，作为经济领域改革的核心智囊，身兼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刘鹤直指当前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存在的空转弊病，并表示要对于已进行的改革定期“回头看”，对于正在制定的改革要提高方案质量，确保改革不空转、不走样。在业内看来，改革“上热下冷”的现状还需进一步理清央地之间的关系，合理分配财权、事权，改革才能提速。
地方改革空转苗头正起
在刘鹤看来，改革不仅要有高质量的方案做保障，监督和落实同样也需狠抓。他强调，要选取部分重点改革开展专项督查，定期“回头看”，确保改革落到实处、不空转、不走形变样。
刘鹤口中的“空转”正是目前许多领域改革迟迟无法落地的症结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但改革讲究的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顶层设计文件频频出台的背后，地方究竟又能落实到几分？
曾有报道称，我国某市改革办2015年共制定出台各类改革文件200件，其中贯彻中央、省部署出台的文件超过80%，剩余不足20%为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改革文件。据此推算，该地几乎每一天半就要制定出台一份改革文件。而与此同时，更多地方只是将上级文件中的主语更换成“本地”、“我市”，改革可谓形同虚设。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今年2月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就坦言，他十分担忧供给侧改革走上老路。“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这样就造成了改革空转，改革也就成为了修辞。”吴敬琏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也于近日直指改革空转弊病，在他看来，上一个文件还没有消化，新的文件又来了，何谈执行和落地。
财税、金融成改革空转重灾区
在改革进程中，改革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对难度预估的不准确，也常常是导致改革成为一纸“空头支票”的重要因素，类似的问题在财税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领域屡见不鲜。
一位财税人士就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营改增的目的是希望企业能够通过层层抵扣来避免重复征税，减轻税收压力，但由于各行各业情况不尽相同，改革面临的难点也不一致，在实际问题面前，原本的政策很可能就失去了指导意义，改革推进的步伐也就不得不减缓。
刘尚希也认为，预定将在“十二五”期间完成的营改增没有如期完成，正是因为剩余四大行业本就是营改增过程中的“重头戏”和“硬骨头”。营改增向后推迟，也就意味着曾经下发的一系列文件都将无效作废，政府必须制定出台一套新的改革文件来支撑营改增，这就在无形之中就造成了改革空转。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金融领域。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痛点，但银行往往因为资金流转的安全性以及成本、回报等方面的考量，更愿意放款给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惜贷”的难题。虽然国家频频出台政策和意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景宇表示，虽然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不能完全算在改革空转的头上，但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经常会涉及到利益结构调整，这对于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因此政策往往会在落实过程中被搁浅、空转，没法发挥全部效用。
理清央地关系 刺激改革动力
面对特殊阶段背景下的改革，刘鹤也强调，要根据形势变化准确把握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节奏。此外，还要着力提高改革方案的质量，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改革举措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确保时间进度要求，能往前排的任务要尽量往前排，上半年要及时出手，下半年要及时出台。”刘鹤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长王军也表示，在经济不断下行且还要为改革让路的前提下，改革必须要加快进度，凸显成效，改革空转自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他看来，顶层设计在基层频频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地方或机构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激励和约束制度，政策执行者面对改革往往缺乏动力或害怕担责。另外，王军还认为，各地应重新树立对干部和政策执行者的考核标准，除了GDP、项目投资等传统指标外，政策阅读能力、执行能力等也应被纳入标准。
孙景宇则认为，改革空转出现的根源还是在于国家治理体系没有完全理顺，顶层设计在操作中往往是因为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方面的不对等而不了了之。在他看来，解决改革空转问题没有“灵丹妙药”，但基本的方向和思路就是要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方面的分配。“给地方改革任务的同时也要赋予地方相应的财力和其他权力，另外，那些适合由中央出面进行的改革不要下放至地方。这样一来，地方在面对改革时既有钱也有权，相应的，积极性也会被调动起来。”孙景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