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在巴黎的Synergence顾问公司总裁布鲁诺•贺贝尔没有车。他也不鼓励别人买车。他说，住在巴黎，或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如果城市拥有强大、便宜而又方便快捷的公共交通体系，又能手续简便地租赁汽车，你就不需要有车。
他曾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发展部主任。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1月29日开幕。在这2周前，贺贝尔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对独家专访的中国日报记者说：“有一辆车都是多余的。”
他说：“我是心甘情愿地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社会创新能够“让我们生活愉快，少排放。”
提倡低碳生活方式是他整个信念当中的一部分，他认为应该在即将开始的全球气候对话中，把计算每个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额作为谈判的一个出发点。
他说：“国际气候变化争论和谈判一直按以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为计算方法，在我看来，这很不合理，实际上不符合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框架协定中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他说：“目前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差距很大，而认识这种差距会帮助我们了解全球的排放是如何开始的。”
就以中国和美国这2个世界上的最大排放国为例吧，按照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统计，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仅仅为美国人均的1/4。
贺贝尔说：“显然，在减排上的责任应该是不同的。这并不是说中国就不用减排，但是各个国家减排的速度和密度也应按照人均排放多少而有所不同。”他认为还有其它实际情况要考虑，包括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力，国家大小，人口密度等等。一个人口非常密集国家的应有别于一个人口非常稀疏的国家，减排不可能一样多。
贺贝尔在很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论坛上表明了他的观点。每次都会有人问同样的问题：那中国呢？中国现在可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家。他来中国4次了。在今年他来访问时，突然发现几乎所有他认识的人现在都有车了。他说：“北京的烟雾和污染不太适于居住。”
因此，“我不是说中国就能袖手旁观，不负责任，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受到气候变化结果的损害。不管你在哪儿，你是哪国人，都得受影响，而且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所受到的伤害要大的多。”
“但是再回到人均排放上，中国排名远低于美国好欧洲国家。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说中国要承担的责任不同于欧洲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要承担的责任了。”
他还说历史责任也同样可以直接翻译成人均排放。早期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大量使用煤和石油，他们的人均排放水平当然也高。
他说法国一直在争论“生态欠债”问题。在整个的殖民时代，法国依靠从西非和中部非洲掠夺来的木头和其它自然资源实现其工业化。他说：“从来也没有按这些木头真正价值付钱。那么，以不公平的资源价格去完成整个工业化建设，法国欠这些国家的钱多去了。”
他还说：“我们可以以同样思路去考虑气候变化问题。也就是说，二氧化碳排放，还有在大气层上部二氧化碳的积累，一些国家就要比另外一些国家负更多的责任。这也就能简单地让人一目了然，明白以人均排放作为衡量标准的意义了。”
根据设在华盛顿的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数据，美国在1850至2006年间，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平均为每人1,125. 6吨。在这同样的156年中，中国的贡献仅为76吨。
他说，人们也“不能放过在中国排放中，欧洲应负的责任”，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已经提供了、至少是部分地支持了欧洲经济。他说：“如果你要为T恤衫付款，你就应该接受来自贫穷社会经济基础及污染。如果我们想作为世界公民尽我们的责任的话，我们也需要为那些产品”付高价，让生产商们能照顾他们的社会，使他们的环境条件变得更好。
无论如何，这个转换将影响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哪怕这个转换只不过是间接的。 “你不能在赞赏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同时，责备中国排放过多。” 他认识到对很多人来说，减少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将威胁到他们现在的生活质量。事实上，“当中国人执行超过他们限额的减排时，西方人应该大大减少他们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
他说，这种计量方式定义了什么是正确的时候方式，什么是恰当的生活方式，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没必要浪费。
就在他对北京汽车数量的增加感到沮丧的同时，他也高兴地注意到在中国的首都的路上出现了大量的电动自行车。他说他对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上的巨大投入印象深刻，这开启了创新城市朝着绿色发展。
尖端技术和创新社会的紧密结合，将改变消费规模和范围，引出新型的低碳生活方式。他说：“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也就还有一些时间来达到这个目标。”
（来源：中国日报 黎星 编辑 董玮 张家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