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西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概念模糊且无统一法律框架,不能和国际法划等号。新兴经济体并未挑战国际法本身,而是反对现有国际机构中不公正的权力分配格局,要求构建更民主的多边体系。上合组织、金砖、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新型多边机构推动制度多元化,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更多融资、协调与区域一体化渠道。但多元化不必然意味着发展,关键在于提升各国生产能力和政策自主性。
作者:蓬佩奥·德拉·波斯塔 (Pompeo Della Posta)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教授
新型多边机构的出现,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反映了经济实力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希望在塑造国际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诉求。
由此产生了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第一个是合法性问题,即“全球南方”日益增长的经济与人口分量,与其在国际决策中的不均衡代表性如何协调?第二个是发展问题,即需要哪些配套要素,才能使新机构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要务、提高生产力、改善民生?
影响国际治理的能力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能带来政治地位,更因为国际机构能够决定各国赖以发展的条件。以国际金融架构为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投票权主要依据出资规模和经济指标确定,而非遵循“一国一票”的原则,人口因素也不直接纳入IMF的份额公式。不论是人口规模还是主权平等原则,在国际体系中的体现程度,都远不及经济权重与金融参与度。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中缺乏充分的代表性。
如果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量发生变化,它们在相关机构中的代表性难道不应该随之调整吗?目前,尚没有一套被普遍接受的公式,能够兼顾经济权重、人口规模与主权平等,但这些评判标准,本身理应纳入讨论与改革的范畴。如果一套国际秩序一方面自诩“反映全球经济现实”,另一方面却在制度影响力分配方面拒绝变革,那么这种秩序注定难以令人信服。
这进而引出了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争。国际法有公认的渊源,并据此确立了各国义务,是实打实的法律;而西方天天挂在嘴边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只是个模糊的说法,连一套统一的、普遍认可的法律框架都没有。这两个概念可能存在重叠,但并不必然等同。关键问题不在于国际关系是否应当受到规则的约束,而在于究竟应遵循什么规则、由谁制定、如何制定,以及这些规则能否一以贯之地执行。
当有人说新兴经济体试图修订既有的制度安排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它们所挑战的并非国际法本身,而是现有机构内部的权力分配格局。它们要求提高国际机构的代表性,倡导一种更多边、更民主的国际体系,以取代当前由少数国家制定规则并主导运作的单边(或充其量只是“准多边”)体系。
新型多边机构和南南合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这些机制形式多元,各具特色,有的提供融资支持,比如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致力于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筹集资金;有的搭建协调平台,比如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间的政治与战略协作不断深化;还有的助推经济一体化,例如拉共体、东盟、南共市、非洲大陆自贸区,分别在各自地区推动着经济一体化进程。
然而,这些新机制并不以结成政治集团为目的。它们的共同意义在于推动国际制度格局的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如今拥有了更多渠道,可以调动更多资源,更充分地协调立场,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这不仅为各方在经济关系对话中提供了更多选择,也为它们表达自身关切搭建了更多平台。
当然,多元化并不自动带来发展。要理解这些新机制的意义,必须先看它们能使各国实现什么目标。总的来说,这些机制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聚焦投资与互联互通。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融资往往面临重大制约。交通网络、能源系统、港口以及数字互联项目有助于缓解这些制约。开发银行可以动员资金,“一带一路”等倡议框架可以支持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基础设施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一条铁路、一个港口固然能降低运输成本,但更重要的影响取决于它能否将工厂和市场连接起来,能否支撑产业活动和就业,以及能否得到长期维护。各国政府需要具备相应的统筹引导能力。
第二类是生产性转型。所谓“发展”,还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包括生产内容的改变、所用技术的升级,以及所创造价值的提升。区域一体化能够扩大市场,为形成生产网络创造机遇。然而仅靠区域性市场并不会自动催生产业升级,各国还需要具备生产能力和技术实力,培育熟练的劳动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并制定相关政策,使本国企业能够从新机遇中获益。关键问题在于,合作能否帮助各国实现经济多元化,向高附加值活动转型,同时构建长期能力,避免受个别项目结束或大宗商品价格起伏的影响。
第三类着眼于提升政策能力和集体行动力。发展战略的制定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还取决于政府确定优先事项、协商投资条件以及协调经济政策的能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区域合作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拓展更多选择,其核心目标在于增强国家能力,使其能够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有效磋商对外关系,并构建本土的生产能力。
总之,新型多边机构的出现,反映了“全球南方”地位的变化。改革现有机构与拓展新的合作形式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国际体系,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充分参与决策机会,同时坚持尊重国际法及各国已承担的义务。此外,这还需要建立能够帮助各国调动资源、增强生产能力并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