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回归自然的节奏

2023年末，在英国读博的杨淏回到国内，决定踏上旅途，找寻心中的答案。他关掉智能手机和电脑，远离电子产品。从家乡山西太原出发，此后134天，他不再依靠任何App：没有移动支付、导航、网约车、线上订房，也没有社交媒体。只揣一张地图，背起行囊，选定大致方向便动身远行。不再追随那些“网红行程”，而是登上火车，抵达一地之后便随机坐上一趟汽车，去往汽车驶向的任何地方。偶遇心动风物，便随时下车，与风景相逢。

每到一座新城市，杨淏通常最先去的是博物馆，由此触摸一座城市的底色；再走进当地书店，寻找值得探访的线索。更多时候，他会和当地人闲谈，在交谈中决定下一站要去往何方。慢慢地，旅途生出了自己的节奏，他也渐渐爱上了慢腾腾的普速列车。望向窗外，“山河风物像电影镜头一般缓缓流过”。

没有手机，便无法提前线上购票，等待成了常态。有时，杨淏要在县城老旧的候车室里待上两三个钟头，才等来下一班火车或大巴。起初，这样漫长的空当令他不安。候车室里没有可以不断刷新的信息流，不必在发车前5分钟反复查看消息，也没有短视频来“消除”漫长的等待。于是他开始读书、写笔记、观察往来的乘客，静静望向窗外。很多时候，就只是坐着。“这段旅程，最重要的收获，或许是学会如何更从容地消磨时间，品味光阴。”他在笔记中写道，“等待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从前，我每天握得最久的东西是手机；现在，换成了书本。”

不过，有一件事却让杨淏始料未及。

不带手机，居然让旁人觉得可疑。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汽车站，他打算买去往宁城县的车票，车站工作人员提醒他，拿出手机核对信息。当他表示自己不用手机之后，工作人员便疑惑地打量他，还大声念叨一个人不带手机会不会是刻意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而周围路人也纷纷侧目。

之后再回想这一幕时，杨淏觉得既好笑又耐人寻味，因为自己只是从生活里拿掉了一件寻常物品，但在旁人眼中，不带手机，近乎缺少了身体的一部分，显得格格不入。

他慢慢意识到，智能手机早已不止是随身物品。不带手机，就会与周遭环境脱节。“整个社会仿佛默认所有人都永远在线。”他说，“人们默认，他们随时能找到你，也默认你必须及时回复。”

02.

断联，是为了重新联结

排队候车、站台等车、等朋友来接，智能手机总能轻易填满这些细碎的空当。社交媒体最擅长侵占空白时光——刷完一条，永远有下一个视频、图片、观点、推送通知接踵而至。

全球数字数据研究机构DataReportal发布的《数字2026》（Digital 2026）报告显示，成年人平均每周要花18小时36分钟流连于社交平台与短视频信息流。在16至24岁女性群体中，这一数字更是达到25小时45分钟。

自由设计师徐亚谦（音）也做了类似的尝试，虽然没有杨淏的旅途漫长，但同样引人深思。

“几年前，短视频刚兴起的时候，我经常刷视频刷到天亮。”他说，“手机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长在我手上。身心分明已经很疲惫了，还满心焦虑，总是怪自己不应该这样，但还是放不下手机。”

徐亚谦觉得自己的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就连专注几分钟都很难做到，手会下意识地摸向手机，点开社交软件，然后不停滑动。“可能本来就只是想查一条信息。”他说，“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在看小红书博主分享怎么改造卧室了。”

这种困境并非只存在于中国。

舆观调查网（YouGov）近期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多数30岁以下的成年人，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和睡前的最后一件事都是看手机，而且近四成受访者睡觉时把手机放在枕边。就连网络流行语也折射出这种精神内耗：无休止地刷手机，催生了“脑雾”这类说法。

于是，徐亚谦开始给自己设置屏幕使用时限，用看电影、读书代替刷信息流，多出门走一走，主动和人面对面交流。在坚持了大约半年之后，今年，他终于达成了目标，每天的屏幕使用时长从五六个小时缩短到了一到两小时。

现如今，想要暂时抽身数字世界的人越来越多，相关商业也随之兴起。一款名为Brick的手机访问阻断器能够将选定的App和网站进行锁定，想要恢复使用，需要把手机贴到阻断器上进行解锁。如此，在冲动和行动之间设置了一道物理屏障。

在淘宝上，亦有更直接的工具。搜索“手机戒断”，各式自律锁盒可供挑选。将手机放入盒中，待到倒计时结束方可取出。不少商品页面显示，已有数千人下单。与此同时，无手机聚会正在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城市悄然流行。参与者需收起全部电子设备，一同读书、作画、游戏，或是与素昧平生之人闲谈。

03.

“慢媒介”兴起

人们对在线世界的疏离，不只是放下手机这么简单。在《慢媒介：拥抱离线生活》一书中，美国媒体学者詹妮弗·劳赫探讨了人们重新钟情于书籍、手写信件、黑胶唱片、胶片摄影以及其他需要更多时间和关注的媒体形式这一现象。她认为，这并非全盘否定技术，而是夺回掌控权，自主决定媒介进入日常生活的节奏。

杨淏的旅行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在134天的离线时光里，书本替代了手机，纸质地图、慢火车、不期而遇的相逢，完成了属于数字化旅行工具的使命。慢下来的媒介，能为“思考与理解”留出更多空间。

当然，选择慢生活，于许多人而言并不容易。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表示，过度使用手机，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意志不坚定。当工作、生活、娱乐全部汇聚在同一台设备上时，完全舍弃手机并不现实。他也提醒，硬件与应用本身的设计逻辑就是留住用户，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使用者。

28岁的张然（音）在苏州从事外贸工作。她说：“我根本离不开手机。一睁眼，工作就已经通过手机、电脑传过来了。”哪怕健身间隙，也要不时查看手机，确认客户与领导是否有消息。

张然通常早上9点开工，有时甚至晚上10点还没忙完。“我总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

她无奈地说道，只能靠刷手机缓解压力。刷完一段已经看过的节目片段，再刷下一个，经常就这样熬到凌晨两三点才停下。

她也试过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某个周六，她一整天都没开手机，一多半时间都用来看书。她说：“时间好像变得又快又慢，自己似乎重新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知时间的能力。”不过最近几个月，她的工作又变得忙碌起来，“无手机周末”就此拜拜。“周末有时还是要回复工作消息。”她说，“感觉自己永远在线。”

04.

职责的枷锁

不少学者认为，张然面临的困境已经属于用工问题。

著名劳动法专家陆敬波表示，移动和远程办公不断模糊工作与休息的边界，劳动者很难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真正断开联结。

对张然而言，关掉小红书是一回事，无视客户的消息就是另一回事了。她表示：“如果这份需要随时盯着手机的工作持续消耗我，我或许会辞职休息一段时间，重新找回自己的专注力。”

杨淏在旅行结束之后，将笔记整理成书稿并联系了多家出版社。结果，所有出版社都拒绝了他。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让他的书稿迎来转机的，恰恰是他花费数月逃离的东西。一篇关于他此次尝试的媒体报道在网络传播，获得了不少流量和关注。出版社也主动上门，其中不乏之前拒绝过他的。“我本来是想逃离互联网和流量织成的这张虚拟大网。”杨淏说，“没成想，最后把出版社带过来的还是流量。”

如今，他拿到了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当代艺术博士学位，在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跨媒介艺术。他说这段经历“相当讽刺”。

“这就是当下社会的运行逻辑。想跳出互联网的这套规则，太难了。”

杨淏也承认，现代生活是无法与互联网彻底割裂的。他的那场旅行也并没有让他彻底摒弃智能手机，而是帮他重新划定与手机之间的边界。他提到，在工作、看书和写东西的时候，自己会把手机关掉一段时间。“我依然要遵循这个社会的规则。”杨淏说，“但我也想为自己守住一点独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