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人眼中的关公文化三大核心元素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关公是一个伟大而特殊的人物。

运城人眼中的关公文化三大核心元素

来源:运城日报 2026-09-19 21:18
  • weixin
  • weibo
  • qqzone
分享到微信

历史长河波涛汹涌,用无数的浪花飞逝证明,关公用一生的忠诚践行,将《春秋》精义熔铸,融儒、释、道三教为一体,塑造了一个“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的不朽形象。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关公是一个伟大而特殊的人物:说是神,他却真有其人;说是帝,他却从未坐过龙椅;说是圣,他却没有著述传世……然而由他衍生的举世无双的关公文化,千多年来长盛不衰,堪与天地同不朽,不能不说是一个旷世奇迹。

一、关公文化的地域元素

乡土元素

文化与地域有关,这是勿庸置疑的。运城位于山西省西南部,隔黄河与陕西渭南、河南豫西相望,被视为早期中国的壮硕直根,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早期摇篮。因地处黄河以东,秦、汉、三国诸代设为河东郡地,故史称“河东”。天造地设,鬼斧神工,运城外滨澎湃黄河沧浪之水,内恃蜿蜒中条雄壮之山,北达幽燕京津,南通中原豫皖,西近古都西安,东望旧京开封,风陵古渡鸡鸣三省,蒲津浮桥秦晋两好,自古为“京畿要塞”“表里山河”,考古史上有着“夏墟”之称、“魏都”之誉。

再详细盘解河东之地,坐拥黄土高原的浑厚朴实,怀抱黄河的宽阔深远,境内涑水横贯,川岭相间,自古“外则砥柱之险,内则盐地之饶”,旧版《安邑县志》曾这样赞叹:“面临神稷,背负中条,虞坂峙南,鸣条踞北;远则大河环卫,近则二水交荥。俯瞰龙潭,万顷琼瑶夺目;仰瞻云岭,千峰翠锦如屏。地不爱宝,池献其祥,国赋斯充,民财以阜,是三藩之都会,实两海之咽喉。”正可谓天降吉祥、地萦紫瑞,至东汉末年,“间气所中挺,生神异。在昔风圣佑理轩辕,功高上古。积数千年川岳之气,而关夫子生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此可见,正是黄河的粗犷豪放,中条山的雄浑巍峨,盬池天开的浑厚包容,以及大河东去的荡气回肠,将这片黄土地熏染得钟灵毓秀,代有人才横空出世。清代解州知府言如泗在其《重修解州关圣庙记》中叹道:“圣(指关公)为解产。解地逼近中条、涑水。鹾海回环绾接,而又大河绕外,砥柱当中,山雄水阔,地脉钟灵,亘千古而生圣一人。其雄劲阔达,岳峙渊渟,适与山川形势相肖。”此语势若昆仑,落地生根,将关公生于斯的根本原因揭示得淋漓尽致。

氏族元素

地缘生灭,血脉相承,流淌着生命不息的旋律。《新唐书》载:“关氏出自商(应为夏)大夫关龙逄之后,蜀前将军,汉寿亭侯羽,生侍中生……裔孙播,相德宗。”元代史书亦介绍说:“关氏之先,出夏大夫关龙逄。帝居河东著姓。其世家可究见者三世。”这里所说的关龙逄,是指夏朝君主桀手下的诸侯大臣,他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为人刚正不阿。其时夏桀倒行逆施,朝野内外怨声载道,关龙逄挺身而出,拼死劝谏。夏桀暴跳如雷,遂命刀斩关龙逄,埋葬于今安邑东北玉钩山麓,当地人称作龙硕冢。

关龙逄作为关公的先祖,两人一样的正直无畏,一样地尽忠守信,一样地视死如归。两个人的精神内涵一脉相承,在他们的生命轨迹中,根本没有个人的死生荣辱,只有民族大义与社稷安危,义薄云天,灵惊天地,魂泣鬼神。关公的祖父关审,更是一位学识渊博、秉性耿直的读书人,他一生坚守“不结交富豪,不攀附权贵,清静无为,洁身自好”的信条,勤俭治家耕读为本。关公的父母亲更是宁折不弯,得知关公斩邪除恶逃亡后,不甘被捉受辱,双双投井身亡。

正是这样的人文环境、血缘相承,以及先祖的教诲,父母亲的言行,对于关公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他一生追求卓越的价值取向,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写道:“其地(指关帝祖陵)适当条(指中条山)之至中。群峰交拥,势驰万马;咸整整列,无乱颜行;左旗右鼓,俯瞰解池,盘旋襟带;山灵发祥,笃生圣帝,非偶然也。”不能不说,正是由于这片悲壮之地的滋养,关公始祖的血脉遗传,河东古圣名贤的精神濡染,成为关公社会理想、人生追求、品格形成的必然元素。

人文元素

河东这片热土,早期遗址密集,名胜古迹星罗,碑碣墓葬棋布。泥土中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层岩,浸透着华夏先祖的勤劳与智慧,饱含着古代中国的底蕴与精神。行走在古老的河东大地上,一如穿行在华夏文明迷宫和历史隧道之中。早在四五千万年前,中条山一带就有了早期人类的雏形,被中美科学家定名为“世纪曙猿”化石的发现,打破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神话,将人类起源的时间向前推移了1000多万年。

河东自古多悲歌。蚩尤在这里大战炎黄二帝,兵败首断,血流成卤而为盐池,豪情悲壮,辉耀中华,被誉为“华夏战神”。尧舜时代,河东揭开了华夏文明发展的序幕:尧帝为部落望仙访贤,建都蒲坂,后迁移平阳。舜帝以孝悌闻名天下,造就了华夏文明的道德之源。大禹开凿龙门,导洪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建夏朝、都安邑,开启了文明国家的先河。而舜帝一曲《南风歌》所颂扬的河东盬盐,将中华儿女粗犷豪放、大义凛然的气质,遗传给了河东赤子关公。

到了夏启时代,运城更成为中华民族先祖们兴邦建国的舞台,从此揭开了奴隶制社会的浩浩序幕。运城一域向为忠义仁贤之邦,不乏动人之举:后稷稼穑深山播种五谷,嫘祖养蚕缫丝织帛遮寒,傅说版筑起墙造屋取暖;为救赵氏孤儿程婴舍生取义,为保文公性命介之推割股奉君;虞君芮君礼让闲田,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等等。在河东这片土地上,蚩尤被黄帝肢解,关龙逄被夏桀手刃,而关公则被孙权杀害,杨深秀变法罹难……且都是宁折不弯,血溅白绫,身首异处,成为大义归天的杰出典型。

二、关公文化的精神元素

品质元素

孔子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封建社会的道德架构里,“忠”与“义”是做人品格的具体表象,尤其是对待国家、民族、君主是否忠心耿耿,对待朋友、他人、亲属是否情义昭昭,被奉为人们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关公之所以被万世所敬仰,是因为他将诚信融化于自我行为之中,一生重然诺,守信用,对刘备及其蜀汉集团的利益无限忠诚,即使曹操封官赠金,终不为所动。为了坚守一个“信”字,他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也是为了这个“信”字,他宁可违抗军令,也要华容道义释曹操。

洞悉关公行为价值取向,他人生的着眼点是忠而不是势,他的出发点是义而不是利。因此在他的一生中,始终通过忠与义的行为途径,把道德准则熔铸在“信”的基础上。综观三者,“忠”与“义”是一个人品格特质的外延表现,而“信”则是品格特质的内涵体现,“忠”和“义”的根本元素根植于“信”的土壤里。关公正是通过自身的忠义行为,奠定了他诚信做人的道德底线,尤其是在君臣至忠、兄弟大义里,更增添了“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患难相扶,祸福共之”的至诚大信。在那个诸侯纷争、义利倒置的乱世之中,这实在难能可贵。

关公之所以能够成为“万世人极”的武圣,生前千人称颂,死后万世敬仰,融于帝神圣界,享祀众界百姓,就是在他的生命底蕴里,始终坚守着对“信”的承诺:敬事业,效明主,忠不避死;重道义,轻富贵,义不负心;扶弱者,济困危,以仁待人;驰疆场,斩敌首,勇冠三军。而凝聚在他身上的“忠义仁勇礼智信”一系列品格,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与精神,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释、道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

《春秋》元素

关公一生襟怀坦白,肝胆相照,秉持《春秋》精义,恪守忠义魂灵,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鞠躬尽瘁。生前至信,至刚,乃文,乃武,辉映千秋;死后为公,为王,封帝,封神,尊奉武圣,与孔子并祀,千秋庙堂,万世敬仰。洞悉其精神品格,与他崇儒敬道、信守《春秋》的践行是分不开的。他是儒家理学“《春秋》大一统”和孟子“大丈夫人格”的忠实实践者,将《春秋》的精义灵魂融会贯通于整个人生的信诺之中,不曾有丝毫的动摇与彷徨。也才使得他在桃园结义后,始终追随刘备左右,为复兴汉室江山竭尽全力,至死不渝。即使被曹操俘获后,也是降汉不降曹,当闻说大哥刘备的音讯后,连夜挂印封金,护嫂别曹,成就了他震古烁今的不朽精神。

关公喜欢《春秋》的渊源,与他所处的社会和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载他的祖父、他的私塾老师,都是《春秋》一书的忠诚拥趸。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大义自小便溶解于关公的血脉躯体中,成为其生命里始终抹不去的密码与符号。正如年遐龄在《重修当阳汉寿亭侯关夫子庙碑记》中所云:“自孟子而下读《春秋》者不乏人,而能于《春秋》大义见诸行事之实者,唯(关)侯一人而已。”清人张鹏翮也曾经感慨万分地说道:“义存汉室,致主以忠。《春秋》之旨,独得其宗。”对关公在实践《春秋》中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肯定。

事实上,让关公一生执着于《春秋》正统,是历代统治阶级的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关帝圣迹图志全集》里就讲得十分深刻明白:“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仪之大宗也。若为君父而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抑为臣子而不知春秋,守常事而不其权。盖自汉唐宋明以来,学士之家治春秋勤,弦诵者亦不胜数。”关公作为儒教的正统人物,正是《春秋》忠实的信仰者与实践者,成为国人评判儒家价值取向的重要标准,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道德元素

关公生前只是一名武将,为何死后却能够声名鹊起,封号越来越响,地位不断升迁,以至于耀光炳灵,赫著千古,显当时而神后世,敬宗教而信民众呢?完全是关公生平间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性格品质、理想追求,符合着民族文化的需求,满足了百姓心灵的期盼:他对国以忠,待友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做人以信,表现得英武盖世、绝伦逸群,获得了人们无限敬仰。

纵观关公文化的道德内涵,其核心就是春秋大义,就是忠义精神,就是诚信之魂,就是一种无我的精神境界。关公正是在“信”的道德基础上,逐渐形成“始终如一、坚韧不拔、大义凛然、宁折不弯”的人生理念,并付诸一生的实践中。因而才能够做到忠而降汉不降曹,义而华容道捉放曹,仁而长沙降黄忠,勇而五关斩六将,智而放水淹七军,甚至导致曹操欲迁都而避险。也正因如此,他才会遭到孙权背刺,最终痛失荆州、败走麦城,从而演绎了其立身、成功、辉煌、败亡的悲壮一生。关公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人需要有精神信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如此。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内涵,符合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人民大众的社会愿望和理想人格,所以得到全世界华人族群的景仰。正如美国人类学博士焦大卫所感叹的那样:“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的品格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三、关公文化的信仰元素

民间元素

历史告诉我们,最大众化的事物才最有生命力。尤其是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祈求安宁,向往正义,对于现实生活和未来命运有着最直接的美好期盼和向往。但是往往又事与愿违,在生活中实际地位低下,抗打击能力微弱,因而当出现神异却又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或遇到百般厄运又无法摆脱时,便会产生借助外来的精神力量以改变现实、改变命运的心理需求。于是主持正义、惩恶佑善、法力无边的关公,理所当然成为人们尊奉祈祷的对象,逐步走上被顶礼膜拜的至高神坛。

民间大众一方面崇拜关公的人格品质,将其作为人生立身的处世榜样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也崇拜关公的神格力量,期盼关公的神灵带来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保佑每个家庭平安和顺,关公崇拜于是应运而生。

产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追求天人合一、以义相处的处世哲学,崇尚忠义仁勇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关公之所以能深入人心,还因为平民百姓敬仰他仗义执言、信守承诺,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所以在广大人民心目中,关公不但是一员猛将,更是一位深谙《春秋》大义的儒将,饱含人生智慧的化身,具有“国士之风”。他所表现出来的处世价值,远远高出历史上其他文臣武将,因而关公既成为受崇拜的英雄,又成为被敬奉的神明。

官方元素

历朝历代的帝王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很需要树立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君奉主、守节尽义的榜样,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将能够像关公一样尽忠义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守信诚于朝野,成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地位的守护神。而关公又一直以“兴复汉室”为己任,驰骋疆场,英勇盖世,有着“威震华夏”的卓著战绩,并且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不受利诱、不怕威逼、节烈刚毅、始终奉一的行为品质,深合理学家们倡导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主张,也正符合了统治者的用人标准,所以深得统治阶级的认同与推崇。

在我国历史上,三国时期记述了中国社会从统一到分裂、由分裂到统一的蜕变过程,因而成为后世人们探讨社会成败根源的时代蓝本。进入五代以后的各族分治局面,已经形成了代表“国家民族精神”的“忠义”精神,并为统治阶级奉为正统道德。而“靖康耻”导致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更使宋明理学家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的统一,才是避免战祸丛生、社会动荡的唯一途径。关公正是由于有着“忠义仁勇信”的显赫声名,进而得到统治阶级的顶礼膜拜,最终被神化。

如果说宋元时代是关公信仰发展期,明代是盛行期,那么清代就是关公信仰的巅峰期。史料表明,仅在北京一地,就修建关帝庙116座,其数量之多和建筑规模之大都远远超过了文圣之孔庙。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对于关公崇拜是全民族的,但又有着各阶层、各界别之分,其基础虽然是民间大众和社会各界,然而起主导作用的却是皇家政权。他们的极力推崇与不断加封,使得关公被视为王朝的保家之神而受到隆重祭祀,更使得关公崇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宗教元素

关公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的神圣偶像,宗教各界也都愿意来借助他的影响力壮大自己的声威,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宗教特色的“三家争鸣,皆奉关公”的独特现象:“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全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剖析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向来倡导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而关公文化正是顺应了这个潮流,融儒、道、佛于一身,并且在互相冲击、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关公文化现象。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代表,构成了华夏民族之魂的核心精髓。并且由于中国文化向来讲究平衡与对称,儒教在文已有孔子的基础上,从武的角度尊关公为“关圣帝君”。又由于历代帝王敬重关公“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将其作为“读春秋,讲仁勇,行忠义,施诚信”的行为典范予以“圣化”,从而形成了文拜孔子武拜关公的儒家文化格局。

洞察历史,佛教是最早参与神化关公活动的宗教,后来随着关公声誉的日益显隆,各地寺院争将其列为本寺护法。而且由于藏传佛教大师的推崇,关公被正式接纳为藏密护法神,使藏汉民族信仰文化神奇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宗教界里独一无二之现象。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不示弱,他们先是奉关公为玉皇大帝的近侍护驾,继而将其推上无可复加的“天帝”大位,称之为“文衡帝君”,使关公在神坛上的地位代以益崇、青云直上。由此可见,关公最初入佛,继而入道,最后被儒教引进,实现了“三教”圆融,最终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深入人心,长盛不衰。

■冯建国

编辑:王亚坤

【责任编辑:何思】
中国日报网版权说明:凡注明来源为“中国日报网:XXX(署名)”,除与中国日报网签署内容授权协议的网站外,其他任何网站或单位未经允许禁止转载、使用,违者必究。如需使用,请与010-84883777联系;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国日报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稿件来源方联系,如产生任何问题与本网无关。
版权保护:本网登载的内容(包括文字、图片、多媒体资讯等)版权属中国日报网(中报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独家所有使用。 未经中国日报网事先协议授权,禁止转载使用。给中国日报网提意见:rx@chinadaily.com.cn
C财经客户端 扫码下载
Chinadaily-cn 中文网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