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金秋，游览过额济纳最美的胡杨。那一树黄叶，在沙漠的烈日下，仿佛是谁将金箔一片片镶嵌在蓝天织就的天鹅绒上，光芒万丈。
再去额济纳，我遇见了漫天黄沙。
师傅带着我穿行在“沙雨”中接发列车，狂风裹着沙粒抽打在我脸上，生疼。师傅一手拿稳信号灯，另一只手拎着“列尾”，回头冲我喊：“拽住我衣服！”我磕磕绊绊跟紧他，猫着腰往前走。风沙迷了眼，脚下走一步陷一步，那一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寸步难行”。
额济纳站，是临哈铁路阿拉善盟唯一的客运站。在被沙海包围的这片绿洲里，灿烂的胡杨是名片，吸引着中外慕名而来的旅客。
当我从游客变身为铁路人，望着沙尘暴中挺立的胡杨，我想起《我心归处是敦煌》，想起“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和她的战友们，一群同样在风沙里守了一辈子的敦煌人。
古人说“西出阳关无故人”，道尽了西域的荒凉。但阳关之外的莫高窟，壁画穿越千年风霜依然光彩照人，正是因为有了樊锦诗们这样的守护者。她在自述中记录了一代代敦煌人为了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建设“数字敦煌”，倾尽一生，甚至献出生命的坚守。敦煌壁画的每一笔华彩，背后都是一份坚守，都是一株株“人形胡杨”的生命史诗。
胡杨在沙海中盛放，“生而千年不死”；在寒冬中伸出虬枝铁干直指苍穹，展现出“死而千年不倒”的生命倔强；即便是在荒漠无人区干渴而死的胡杨，也会“倒而千年不朽”，见证岁月沧桑。
我们守在临哈铁路。在这条穿越沙漠的钢铁动脉上接发列车、维修线路、治沙护路。十几年如一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守着列车来了又走，铲沙子、编网格，编网格、铲沙子……
远远望去，我们像在戈壁上耕作的农夫。不同的是，肥沃的土地上耕种，秋天总能看见收成；而我们的劳动成果，一场大风就被刮得无影无踪。然后，我们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再一次用尽全力，重新来过。明知徒劳，却从不放弃，这也许就是沙漠铁路人最朴素的英雄主义。
我们从青春劳作到白发。夏天钢轨烫手，冬天寒风刺骨。一年四季的沙子打在脸上，不再顺着汗水淌下，而是牢牢嵌进了我们的皱纹里。
十几年了。我们在茫茫戈壁上，硬生生开辟出一条路，撑开了天与地。让海洋潮湿的风吹进来，让千年勒勒车上的牧民走出去。铁路，就像沙漠里终于站立起来的盘古，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这与一生守在壁画前的敦煌人，又有什么分别？我们都是扎根荒漠的胡杨。
樊锦诗先生说：“我心归处是敦煌。”我们铁路人的心归之处，就是线路安全畅通，就是一列列载着希望驶向远方的列车。
敦煌人让千年壁画重现光彩，在风沙中重现文明；我们让钢铁巨龙穿越荒漠，在风沙中联通世界。
合上《我心归处是敦煌》的书页，我与那些未曾谋面的守护者完成了一次倾心交谈。年轻的樊锦诗们从繁华的大都市走向被风沙掩埋的敦煌洞窟，他们一生追求的答案，就写在每一株胡杨的枝干上，也写在我们每一个铁路人的坚守里。
额济纳的春天永远风沙弥漫。但在料峭的春风里，胡杨的身体已经开始柔软起来，向阳的枝条萌发出细小的淡绿色芽点。很快，嫩绿的叶子就要像风铃一样挂满枝头了。
胡杨，正在苏醒。（文/王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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