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网络谣言已成为影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和校园稳定的重要风险源。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网络谣言生产成本骤降、形态愈发逼真，“深度伪造”技术打破了“有图有真相”的常识判断，信息真实性的认知锚点正在被动摇。高校作为青年群体高度聚集的“信息高地”，亦是谣言传播的“敏感温床”，如教育公平焦虑、校园管理不满、民生健康关切等结构性情绪张力，为网络谣言的生成与扩散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心理土壤”。然而，不少高校的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后辟谣和行政管控的被动框架内，陷入“谣言跑在真相前面”的困局。更深层次的症结在于，部分高校管理者对舆情存在“洁癖”思维，过度稳控非但未能消灭网络谣言，反而消解了高校自身的公信力。因此，本文从治理认识论、制度方法论和素养本体论三个维度，系统探讨高校网络谣言治理机制的创新路径。
“舆情洁癖”：高校网络谣言治理的认识论困局
高校网络谣言治理的深层困局，根源不在技术，而在认识论层面的结构性偏差，主要面临三重矛盾。
其一，话语供给与接受场域的结构性错位，催生“习惯性质疑”。部分高校在正面宣传中沿袭传统大众传播的单向灌输逻辑，话语体系呈现“高调门、硬表达”特征，构建了一种“完美的”“毫无挑战的”宏大叙事，与师生日常生活的微观体验形成显著裂隙。从传播学视角审视，这一裂隙实质上是“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两大符号系统的意义鸿沟。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揭示，意义并非由传播者单向赋予，而是在接收者的社会位置与经验框架中重新建构。当话语承诺与现实感知的落差被反复体验，受众便会启动“对抗性解码”策略，即便真实信息也遭遇“负面解读”或抵抗性消解。一旦“习惯性质疑”固化为群体性认知惯性，校园舆情场便面临滑入“塔西佗陷阱”的风险。
其二，“舆情洁癖”思维驱动的过度稳控，触发信任的逆向消解机制。部分高校管理者将舆情视为纯粹的治理负面指标，追求“零舆情”“零负面”的绝对安全状态。这种“舆情洁癖”思维的实质，是将复杂性社会现象还原为简单化的行政管控对象，犯了治理认识论上的“还原论”错误。从社会控制系统论的角度看，过度稳控产生“寒蝉效应”，由于师生正常表达渠道被压缩，公开讨论被迫转入封闭社群，形成信息传播的“暗场”。网络谣言在暗场中因缺乏对冲性信息的制衡，反而获得更高的传播可信度与更广的扩散半径。
其三，治理主体的单一化与协同机制的碎片化，导致治理效能的系统性耗散。高校网络谣言治理多由宣传部门“单打独斗”，学工、教务、后勤等业务部门参与不足，形成“条块分割”的组织困境。从公共治理理论的视角看，这本质上是“碎片化治理”。跨部门信息壁垒导致谣言溯源困难、处置迟缓，校外与网信、公安部门的协作多为临时应急而非常态化制度安排，治理力量分散与响应链条冗长使得网络谣言在“时间差”中完成大规模扩散，治理效能被系统性耗散。
转变治理思维，破除“舆情洁癖”思想痼疾
破除“舆情洁癖”，必须实现治理认识论的根本转换，从“管控导向”走向“疏导导向”，用理念的主动赢得治理的主动。
一是开展关键岗位思想意识专项培训，实现治理主体的认知重构。将网络谣言治理理念纳入高校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年度培训必修内容，重点破除“零舆情”“零负面”的不合理预期，树立“舆情可防可控不可怕、有序表达优于强行压制”的治理理念。舆情本质上是社情民意的数字化表征，“舆情即民情”，压制舆情不等于消解矛盾，反而可能将矛盾推入更深层的积聚状态。针对骨干网评员开展案例教学，推动从“怕舆情”向“懂舆情”、从“捂盖子”向“开窗子”转变，实现治理主体从“应激反应型”向“理性自觉型”的认知跃迁。
二是实施宣传网信专业能力提升计划，推动治理能力的专业化转型。对宣传部、网信中心、学工部等核心岗位人员，系统开展传播心理学、信息溯源核实、舆情态势研判等专项培训。建立“以干代训”机制，定期选派骨干到地方网信部门、主流媒体跟岗锻炼，在真实场景中培育“网感”与“法感”。组建校级网络舆情分析师队伍，推动关键岗位从“事务型”向“专业型”升级，为治理决策提供基于数据分析的学理支撑而非经验直觉。
三是建立舆情管理容错纠偏保障机制，从制度层面消解“舆情洁癖”生成的激励结构。明确舆情管理的合理容错空间，对基层院系基于事实、及时回应、程序合规但效果未达预期的情况予以容错免责，坚决纠正“一出现舆情就问责”的简单化问责逻辑。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过度问责实质上构建了“风险规避型”激励结构，驱使基层管理者选择“不作为”或“过度作为”两种极端策略。容错机制的建立，旨在重塑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使一线干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普及通识教育，筑牢“识谣辨谣”共治根基
网络谣言治理不能止于宣传部门唱“独角戏”，必须提升全体师生的信息素养与媒介批判能力，构建共治生态。从治理理论的视角看，这是从“中心化管控”走向“分布式治理”的范式转型，是将治理能力从专职部门向全体行动者扩散的过程。
一是开发谣言识别通识课程，夯实认知免疫力的知识基础。将网络谣言识别纳入新生入学教育，涵盖谣言常见类型与识别方法、信息溯源与交叉验证、传播心理学基础、法律法规与责任边界等核心知识。从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视域看，这一课程体系的深层目标，是培育学生的“批判性媒介意识”，使其在面对信息过载时具备自主甄别与理性判断的认知能力。
二是建设辟谣平台案例资源，构建“拦截+引导”双轨信息供给模式。依托官方新媒体矩阵开设辟谣专栏，及时发布权威澄清，以公开透明压缩谣言生存空间。建设典型案例库，分类归档，定期向师生推送。抖音“求真卡”将辟谣信息与谣言搜索结果关联，实现了从“排除虚假”到“引入真实”的双轨信息供给。
三是深化网络思政育人实效，激发师生共治的内生动力。开设“网络素养与批判性思维”专题讲座，引导学生树立“先核实再转发”的信息行为习惯。发挥朋辈引领作用，组建校园辟谣宣传队，在微观场域常态化开展识谣辨谣宣传。将学生参与辟谣志愿服务和线索举报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以制度激励激发共治内生动力。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看，朋辈引领与志愿服务实质上是在校园中培育“信任网络”与“规范共识”，当“识谣辨谣”从个体能力升华为群体规范，谣言的传播成本将显著上升，治理的社会基础将从根本上得到夯实。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重塑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逻辑，高校面临的不是要不要治理的选择题，而是如何治理好的必答题。破除“舆情洁癖”，不是放任不管，而是管在点子上、治在要害处。以认识论转变破解思想痼疾，以方法论构建形成治理闭环，以素养提升筑牢共治根基，方能实现从“被动灭火”到“主动防火”的根本转型，让事实跑在谣言前面，让公信力成为最有力的“辟谣武器”，最终构建起智慧、开放、系统的高校网络谣言治理新格局。
（作者：周丹，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网络思政教育、网络舆情治理。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思政专项研究课题）《网络思政教育视域下的高校网络谣言治理机制研究》（21GXSZ054YB）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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