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11月18日电 11月17日，在巴西贝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会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以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全球绿色行动引领零碳转型"主题边会。会议邀请了来自全球气候科学、经济学领域的七位资深专家，针对全球1.5℃/2℃温升控制目标与各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进行了分析与跨学科对话，提出通过绿色行动引领全球零碳转型的洞见。
波茨坦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所所长Johan Rockström教授，清华大学兴华卓越讲席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陈德亮院士，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Albert Park教授，巴西科学技术部高级科学家José Domingos Miguez教授，南非开普敦大学Harald Winkler教授，印度M. S. Swaminathan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Thiagarajan Jayaraman，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研究员等专家在边会上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核心议题展开跨学科深度对话。会议分两阶段进行，专家主旨演讲环节由张永生所长主持，交流讨论环节由生态文明研究所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室负责人张莹主持。
与会专家分享了最新的气候危机科学研究结果。尤其是，人类正濒临失去地球上两个最重要的生物群落，即亚马逊盆地和热带珊瑚礁系统。他们分别代表地球上最富饶的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目前，气候变化已经偏离轨道，正走向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专家们指出，当前应对气候危机的最大障碍，并非绿色技术缺乏或减排成本高企，而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传统发展认知、发展模式、地缘政治和利益格局等因素制约着发展范式的跃迁与绿色转型。与会专家呼吁，国际社会需打破思维定式，让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成为推动全球绿色繁荣的引擎，而非将其当作经济负担。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为解决全球气候危机提供了新范式。
传统思维方式和发展范式是巨大排放差距根源
当前，全球气候行动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科学要求的全球碳中和目标与各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承诺的减排水平之间存在巨大"排放差距"。这一差距深刻反映了气候科学与传统气候变化经济学之间的鸿沟。
气候科学家警告，全球温升需要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以内以避免灾难性后果，而传统经济学模型却常得出3摄氏度温升是经济"最优解"的结论，将更具雄心的减排行动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与会专家强调，这种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存在局限，它将减排收益狭义地定义为因减排而避免的气候损害，并假设边际减排成本递增，忽略了强劲减排行动能催生大量新兴绿色产业，推动实现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Albert Park教授介绍了亚洲开发银行研究团队关于气候变化对亚太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研究结果。在高排放情景下，到本世纪末将出现显著的经济损失，包括GDP损失超过40%。气候变化给亚太地区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预期。这意味着，以往的研究中关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好处，均被大大低估。
全球减排最大的障碍不在于技术和成本
经过深入分析，与会专家指出，目前全球实现深度减排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数据显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已显著低于化石燃料。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报告，2024年，可再生能源利用为全球节省了近5000亿美元化石燃料支出。但矛盾在于，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年新增装机容量远未达到净零碳路径要求，现有新能源产能也未能充分激活。
专家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 "行动赤字"根源，并非减排技术不可行或成本过高，而在于多重人为障碍，包括但不限于：一，关于减排与发展对立的传统认知惯性和发展模式惯性束缚了行动力度，导致部分国家不敢采取大力度减排；二，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兴起，阻碍了高性价比绿色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部署；三，基于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的公正转型机制的缺乏，减弱了各国减排行动的力度等等。
与会专家特别指出，气候变化并非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议题，而是人类世带来的问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因此，气候变化既是自然科学课题，更是社会科学课题。当今的气候系统，其现状从根本上是由人类经济活动所塑造的。这种经济活动的驱动方式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形式，才是问题的核心。
专家还特别针对 "全球新能源产能过剩"的论调做出澄清，强调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需求来看，全球绿色新能源绝非过剩，反而是供给远不能满足需求。上述人为障碍抑制了新能源潜在需求的有效释放，造成了新能源供求失衡的表象，甚至催生了 "产能过剩" 的误判。
生态文明为解决全球气候危机提供了新范式
经过深入探讨，与会专家认为破解气候危机亟需发展范式和研究范式的根本性变革，而生态文明为此提供了新范式。在传统发展范式下，经济增长与减排被视为相互对立，减排被认为是在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更严格的减排是经济增长的负担。这种认知偏差导致气候科学与经济学的结论相差甚远。
包括Rockstrom在内的与会专家指出，地球系统正处于一个危急的关头，人类的经济发展范式亟需转向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以使人类发展与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稳定性、韧性相协调。生态文明发展范式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求将人类经济活动置于地球气候安全的边界之内。在生态文明范式下，严格的减排不再是经济发展的限制和负担，更是推动经济结构向高竞争力绿色形态跃升的动力。例如，正是严格的减排措施加快了化石能源向新能源、燃油车向电动车的转型。生态文明为气候科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融合提供了新范式，也为解决全球气候危机开辟了广阔前景。
与会专家讨论了这一范式转变的核心内容，主张将地球安全边界的概念作为约束条件，整合到经济学中，确保经济在严格的地球安全边界内运行。其中，碳排放约束是最重要的地球安全边界之一，经济活动必须在碳预算约束下进行，各国必须公平分配全球碳预算。
全球南方蕴含蛙跳式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
与会专家为全球南方国家描绘了充满希望的蛙跳式绿色发展愿景。由于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南方既不能、也不再需要走传统高污染高排放发展模式，完全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蛙跳式发展，在更高起点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消除知识、贸易和融资等方面的障碍。
在全球碳中和的历史条件下，公正转型和碳公平是绿色转型成功的关键。之前谈论碳公平时，更多的是在讨论公平本身，现在则具有不同的含义。公平不仅仅是一个结果，更是实现绿色增长的前提条件。与会专家指出，研究不同国家历史排放对大气温升的影响，对碳公平有新的含义。同时，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并不能自动带来公平。如处理不当，它们可能会伴随着显著的社会成本增加。要超越技术性解决方案，必须将公正和公平的原则纳入适应和减排规划中。
本次边会传递出清晰且坚定的信号：气候危机的困境需要新的发展范式和研究范式，而生态文明为解决全球气候危机提供了新范式，也为气候科学和经济学跨学科合作应对气候危机开辟了广阔前景。实现净零排放并非单纯的成本负担，同时也是创造并共享绿色机遇的过程。要弥合排放差距，必先弥合"认知差距"。一旦跳出传统的认知陷阱，很多过去被奉为圭臬的结论及其政策含义就会随之改变，解决全球气候危机就会出现新的格局。全球南方蕴藏的巨大绿色发展潜力，为化解全球气候危机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也对全球碳公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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