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禧（1624年—1681年），字冰叔，一字凝叔，号裕斋、勺庭。江西宁都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与侯朝宗、汪琬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与兄魏祥、弟魏礼并美，世称“三魏”。三魏兄弟与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合称“易堂九子”。多次参加抗清斗争。代表作有《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日录》三卷，《诗集》八卷，收入易堂原版《三魏全集》中，另有《兵谋》《兵法》《兵迹》等著作。
魏禧画像
文乡诗国辈出英才
宁都取安宁之意而得名，被誉为“文乡诗国”，自宋至清，中榜进士132人，其中状元2人、探花1人，居赣南之首，以清代闻名全国的散文家魏禧为代表的“易堂九子”而名满天下。魏禧从小聪颖好学，博闻强记，才气过人。他性格慷慨自信，乐于为人排忧解难，喜欢与人谈论军事。孙静庵在《明遗民录》中评价他“善擘画理势，事前决成败，悬策而后验者十常八九”。
魏禧十四岁时求学于同里杨一水先生门下，致力于科举考试，希望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据杨墓表记载：先生诸弟子中，禧最晚进，事先生以诤子自任，常面诤先生，先生大悦，奇之，自是无大小事必尽言。然而1644年甲申之变使他的科举幻想破灭，此时他年仅二十一岁。他深痛国亡，把甲申之变归罪于科举“不得实用之才，有负朝廷”。于是弃科举，跟从姐夫邱维屏研习古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治学之路。
《魏禧看竹图》戴苍 绘
据山抗清勇谋善略
顺治三年，江西北部诸郡相继被清军攻破，战事移到赣南地区，魏禧曾说：“赣州十二属邑，皆负山依阻，地迫闽粤，故昔称多盗，而天下稍稍有事，则蚁聚蜂起，揭竿假名义者，不可胜数。”清军攻入赣州后，宁都一带饥民和抗清武装并起，他们占据城乡，斗争激烈。
宁都地处山区，信息闭塞，当明崇祯帝自缢的消息传到宁都时，魏氏父子“日往公庭哭临，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魏禧与原兵科给事中曾应遴等当地官绅一道，积极筹划起兵勤王，其父魏兆凤首先破产相助，招募兵丁维持宁都地方社会秩序。宁都城西郊翠微峰是由许多壁立千仞的巨大石柱组成，由于数千年的风化，四面悬崖绝壁“削起百十余丈”，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是避世隐居的理想之地。于是“事会盘错，指画灼有经纬，思患预防，见几于早”的魏禧，选中了这远离尘嚣的“金精山第一峰”。变卖家产，雇人开凿石级阶梯，直通山顶，然后在山顶辟平地筑屋，挖池蓄水，种植蔬菜、谷物。
魏禧和几位友人举家隐居翠微峰，还派人在险要处置闸守望。1650年，清军攻下农民军占领的宁都县城后，竟屠城，而翠微峰得以独完。营建翠微峰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魏禧作为军事谋略家远见卓识和实战才能，《赣州府志》评价其“最辨古今得失，指陈时事，廉利透闻，独出手眼”。
易堂九子独领风骚
“性慷慨，尚气节”的魏禧深知交友的重要，他与兄祥、弟礼互为师友，三兄弟以文章闻名海内，人称“宁都三魏”。他在隐居前就已结交了一批志趣相投人士，像“有儒者风，性诚厚爱人”的李腾蛟；“性情豪迈，性命肺腑之交”的同学曾灿；“重道义，有胆识”的彭任；政治阅历丰富，气宇非凡，“遇事感慨激昂”的南昌士人彭土望；“结交甚广，慨然有当世之志”的明宗室林时益，隐居翠微峰后他们经常围坐在一起读史，讨论《易经》，并把读书之地命名为“易堂”，人们称他们为“易堂九子”。他交友的宗旨是在治学上能“相互切磋”，以便采他人之长，集思广益；在政治上还有隐蔽深远的意图，即多方结交“他日可为国家受大任，为生民匡大厄，足以济天下事”的朋友，一朝天下有变，时机到来，便可团结起来实施复国的大业。
《宁都三魏全集》及《魏叔子文集》
卧薪尝胆钻研兵学
魏禧将兵学作为其一生治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留心军事之学，于康熙六年（1667）编成《兵谋》《兵法》，概括为32种，各用一个字命名，将兵之法归纳为22个字。魏禧军事著作中包含一些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用兵之道，与《孙子兵法》是一脉相承的。他把研究兵法和复兴古文结合起来，主张写有用于世的经世文章，写出一批经济世务的政论性散文，如《制科策》《限田策》《奄宦策》对当时的科举、田亩、官宦制度提出了改良主张。当时天下讲学，独易堂以古人实学为宗旨，提倡读书经世风气之振，由禧为之领袖。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到翠微峰时感叹，“易堂真气，天下无两矣。”
览古鉴今别具一格
魏禧作为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在散文理论和散文创作上都有值得称道的成就，他以不和新政府合作的坚决态度而赢得普遍的敬佩，同时他的文学创作主张经世致用，积理、练识，他长于策、论等以广大胸怀而谋天下之事的文体，写出了煌煌百万字的鸿篇巨著。
魏禧四十岁始游历大江南北，所至结交皆明遗民。康熙十八年诏举博学鸿儒，禧以疾固辞。两年后死去。禧早年有志仕进，且富谋略，论事纵横排挤，策划卓有经纬。甲申乙酉后，一变初衷，称病隐居三十余年。以归隐和游历为标志，魏禧散文创作，可分三个时期。
以治四书求其意义广博而喜议论。认为文旨惟经义可以无所不尽，致力论策制科，并以余力间为杂体，于经义外，搜览诸子史汉唐宋大家及其他杂艺之文，尤好《左传》和苏洵的文章，为文崇尚雄健。其制艺不模仿先辈，多宏肆浩瀚之文，几同于论策。同时，他又认为文不必求工，只求不湮没论点，“使无遁理而已”。
以古文辞求文章法度精杰益出。游江淮吴越间，则多烟波呜烟之作，有一唱三叹之声，又几近欧阳修的风格。然而精悍之气，逼出眉宇，仍不可驯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古文一脉，至清初“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矩矫”，而汪婉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纵横，未归于纯粹”，虽对禧有微词，但却也精当地指出了魏禧陶铸百家、兼收并蓄的文风。
以见识议论于用世表现论说策议。其短篇史论，尤有特色，抓住一人一事，览古鉴今；笔力挺变，尺幅中如有龙蛇不可控攫。如《留侯论》踔厉风发，堪与苏轼相敌；《伊尹论》赞吊民伐罪而不拘君臣之序，洗发剀切，逻辑严密；《陈胜论》驰骤顿挫，一语破的；《晃错论》千委万曲，辨析精详；皆各得其妙。
魏禧散文中更著名的是传记文，通过作传涉及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他描绘过明季酷烈的朝政；对大吏贪纵、小吏肥削、庶民无依、官逼民反的阶级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主要是他深抱亡国之痛，为抗敌殉国和坚持志节之士作传，如《江天一传》《明御史何公家传》。有些传记写山林隐逸、侠客壮士的义行异事。如《高士汪风传》《大铁椎传》，题材不同，一系行踪飘忽，清高磊落的隐士，一系勇武非凡，不为世用的力士。魏禧既推崇前者耻于事清的操守，复将后者比之博浪沙椎击秦皇的侠客。其写作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如《卖酒者传》《瓶庵小传》《独奕先生传》《谢廷诏传》等，记述某些市井奇人的所作所为，寓意精深，饶有情趣。他的传记风格多样，章法不一，最能表现他师承古人而不依傍古人、文随意尽、善变为法的创作态度。
痛定思痛坚守信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的兴衰并非总与社会运动的轨辙同步。艰难困苦，庸玉汝于成。时代的沧桑巨变，带给作家生活的不幸，但同时又会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动因。明清之际，社会变乱迭起，面对亡国的惨祸及复国无望的悲痛，不能不使具有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的志士仁人痛心疾首，刺激他们在九死一生中做痛定思痛的反省，从而形诸笔墨，留下血泪心声。魏禧就是其中的一位。
魏禧所谓“策士之文”，是指类似策论的篇章，均系有益世道，刻意结撰，有为而发。这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及“积理练识”理论有关，“好穷古今治乱得失”。不仅在策论中，就连魏禧的“传”“诗”中都表达其家国之痛，志在恢复、报效故国的赤诚之心，真可使顽夫廉，而懦夫以立志。魏禧注重将人品与文章的文品统一结合，把作者的“立身”当作“本中之本”，落脚于文章的“立意”，即“正人心之惑溺，而救国家之败”。所以清人尚镕才称其“以经济有用之学，显天下百年”，不为过也。
矢志不渝风骨显露
魏禧的叙记文也常写遗民志士，哀“贤人凋丧，同志寂寥”，兼有欧、苏之长。他于哀情文主张文贵质朴，不必以痛哭见哀；以为韩愈《祭十二郎文》工于文而情以微。因而他以叙事为抒情，如《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情事惝恍，缠绵悲怆，即体现了这一特点。魏禧叙记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记人，都显得摇曳生姿，意味无穷。他的《吾庐饮酒记》《白渡泛舟记》情景交融，清新委婉，旨趣潇洒。《宛臬记》斑驳奥秀，酷似柳宗元山水记。《翠微峰记》以叙事为山灵添色。《吾庐记》以记人使题旨生辉。魏禧还有大量画记，不仅描风镂影，且以议论画意取胜。《燎衣图记》细碎叙写而钩连绳贯，笔笔变化，无一雷同。着意处如画龙点睛，不着意处似颊上三毛，神态自现。《画猫记》感而讽之，取喻刻深而转折无迹。魏禧叙记文能将寻常题材写得不落俗套，往往得益于议论，翻空出奇，令人耳目一新。
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代散文大师魏禧病逝于江苏仪征游历途中，终年57岁，他给世人留下的作品，展示出一代大师的卓越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