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8月14日电 (记者 赵旭） "……如果战争在1943年7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结束，甲方将赠予乙方两瓶海格牌苏格兰威士忌。"
这句话出自一份手写协议，日期为1943年3月3日，由罗纳德·乔伊（Ronald Joy)所写。当时他与战友M·汤普森（M. Thompson)同被关押在一处位于今中国辽宁省沈阳市的日本战俘营中，乔伊是协议中的"乙方"，汤普森为"甲方"。
这座战俘营名为奉天战俘营（旧称"奉天俘虏收容所"）——"奉天"为沈阳旧称。该营在二战期间关押了超过2000名盟军战俘，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其中就包括乔伊与汤普森。
"当他们立下这份协议时，在战俘营待了还不到四个月，内心还充满希望。"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副主任李卓然说。该馆正是建立在原奉天战俘营遗址上。
然而，随着战争持续延宕、囚禁时间不断延长——战俘营直到1945年8月才最终获解放——那份最初的希望逐渐变得渺茫、黯淡，几近熄灭。"他们在营中的日子充满了身心的煎熬。"李卓然说，"他们饱受各种苦难，尤其是中国东北严酷的冬季，仅在1942年末至1943年初短短几个月内，就有近200名战俘因严寒与饥饿而丧生——而那正是在这份协议签订之前。"
在那个严冬中死去的许多战俘，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已是历经劫难的"幸存者"。他们先是从菲律宾遭受的日军最初空袭——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数小时后发动——中幸存下来，之后又挺过了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在行军途中，投降的美菲士兵被迫在丛林中徒步行走百余公里，烈日酷暑、饥渴与虐待使他们纷纷倒下。最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送上一艘名为"鸟取丸"（Tottori Maru)的日军"地狱船"。（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将大量盟军战俘押运至各地劳工营，使用的运输船被称为"地狱船"。这些船只拥挤不堪，通风恶劣，食物和水极度匮乏，疾病和死亡率极高。战俘们在船上饱受饥饿、病痛和精神折磨，许多人未能挺过这段可怕的航程。）
"鸟取丸"从马尼拉港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最终于1942年11月8日抵达朝鲜釜山港。三天后战俘们被押上火车，送往目的地——日本殖民统治下中国东北的奉天（今沈阳）。 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从未经历过的严寒。（值得指出的是，奉天战俘营中的英澳战俘主要来自新加坡和香港。）
"坚硬如战舰的装甲"——这是二战期间菲律宾盟军总司令乔纳森·温莱特（Jonathan Wainwright)对东北冻土的形容。由于土壤坚硬得难以开挖，死去战俘的埋葬工作不得不拖到春天冰雪消融之时才能进行——这项工作本身也是由关押在营中的盟军战俘承担的。而在此之前，尸体只能堆放在仓库中，就连裹尸毯也常被其他战俘取走，用以御寒求生。
致力于奉天战俘营研究的历史学者杨竞在其著作《盟军战俘在中国》（《Allied Prisoners of War in China>>)中记录了从战俘营中走出的罗伯特·罗森达尔（Robert Rosendahl)的一段回忆：当尸体开始解冻时，恶臭四溢，引来野狗觅食——饥饿至极的战俘们毫不犹豫地捕杀并吃掉了这些野狗。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是1943年7月才正式启用的。在此之前，战俘们被暂时关押在由九一八事变时被日军炸毁的东北军北大营营房改建的收容所里。新建的奉天战俘营占地近5万平方米，囚禁了超过2000名盟军战俘，是日本在亚洲设立的115余个战俘营中规模最大的。此外，日军还在今天吉林省的双辽市和辽源市两地分别建立了奉天战俘营的第一、第二分所，主要用以被俘的盟军军官。温莱特将军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期间就是被关押在吉林的分所的。
如今，营地昔日的围墙、铁丝网与岗哨早已不复存在，但水塔和曾与锅炉房相连的烟囱仍然高耸在那里。几步之遥就是2013年建成开放的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馆中展陈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战俘们曾经的挣扎与对战争终结的无限渴望。
展品中包括饭盒、烟嘴、香烟盒等个人用品，甚至还有一颗曾属于一位战俘的金牙。
战俘们被迫在日军设立的工厂里面劳作，这些工厂主要进行军工和重工业生产，是日军维持其在亚洲战场军事行动的重要后勤支撑设施，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被简称为MKK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在工厂劳作的战俘随时受到日本人的严厉监督，稍有不慎就会惨遭毒打。
即便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战俘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抵抗。有的人偷偷用大块木料制作烟斗，也有人采取更大胆的方式——据前战俘拉尔夫·格里菲斯（Ralph Griffith)回忆，工厂绘图室的战俘们会故意在所绘制的图纸中"加入"微小却致命的错误，导致生产出的零部件无法使用。还有人直接将工具丢入还未硬化的混凝土中。
博物馆中还展出了一些战俘号牌，上面印有编号——在战俘营中，战俘们的名字与身份被剥夺，仅以编号来区分。格里菲斯的编号是552号。
严寒、饥饿、虐待和疾病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战俘们。253号战俘埃德蒙·杰米森（Edmund Jemison)因严重营养不良几乎失明，战后进行了长期治疗才得以部分康复。然而战俘们却不愿向亲人们吐露他们的真实处境：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威廉·布罗拉（William Burrola)说自己和哥哥约瑟夫——两人都是被囚于奉天战俘营的美军士兵——"受到了良好照顾"。"又见到雪真好，"布罗拉写道，"又是一个圣诞节了。"
然而这样的生活终究是难以忍受的。1943年6月23日，三名美军战俘从奉天营出逃，他们几天后被日军抓捕并于7月31日被处决，其中最年轻的费迪南德·梅林戈洛（Ferdinand Meringolo)年仅20岁。
协助他们逃跑的是年仅19岁的在MKK工厂劳役的中国工人高德纯——高为他们提供了一张东北地图，也因此遭受毒打并被判刑十年，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才得以提前获释。
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将军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日本的投降书，并在现场将签字用的钢笔赠给了温莱特将军...... （1945年9月9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大礼堂正式向中国战区授降。）
格里菲斯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起他"获得自由的第一天"：一个中国小女孩在营门外牵起他的手，带他走进一家普通人家。他在那里喝到了米酒，吃上了热饭。
"我17岁参军时，可以选择去夏威夷、阿拉斯加、巴拿马或菲律宾。我问征兵官哪儿最远，然后就选了那里。"他回忆说。
2007年5月，格里菲斯重返沈阳——这是他自1945年获释以来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他于2020年去世，享年96岁。如今，在仅存的两层砖房营舍中，一尊老年格里菲斯的蜡像静坐于床铺之上。蜡像满头银发，神色凝重——陈列馆以这样一种独特的形式，向一位曾经向死而生的老兵致敬。
"咬紧牙关挺住"——这是格里菲斯应对苦难的方式。还有人靠睡眠暂时躲避痛苦，比如签下文章开头提到的协议的罗纳德·乔伊。在那份协议的背面，乔伊写下了一首饱含深情的诗作，献给他年轻的妻子：
"我已疲惫不堪，只想沉沉睡去，
安然入梦，
整整一夜梦见你，我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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