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7月4日电（记者 李梦涵）国际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于7月4日凌晨在线发表题为《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30万年前的木器》（300,000-year-old wooden tools from Gantangqing, southwest China）的研究论文，向国际学术界公布了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究成果。

文章描述了在云南省江川县甘棠箐遗址发掘出土的35件保存完好的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的木器，与木器伴生的文化遗存包括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动物化石和植物遗存。该遗址出土的木器和鹿角"软锤"是目前东亚地区最早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实属罕见。

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坐落于抚仙湖南岸约5公里处，地理坐标24°18′26.76″N, 102°50′48.20″E。该遗址发现于1984年，1989年被首次发掘，2014-2015年和2018–2019年该遗址被再次发掘，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木质材料、植物种子。本次发表的材料全部来自新近两次的考古发掘。

甘棠箐遗址的考古研究面对很多难题与挑战。多学科团队开拓创新，精诚协作，破解了一道道难题，取得重大成果，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肯定和评价。

1. 如此古老的植物遗存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

该遗址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木质材料和植物种子，这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难得一见。通过地貌、地层、古植物学和埋藏学的多指标分析，研究团队得出结论：甘棠箐遗址位置与环境特殊，埋藏文化遗存的地层为古抚仙湖畔的河湖相堆积。遗址在饱水、缺氧、稳定的环境和快速埋藏条件下保存了大量有机质材料，可谓得天独厚。

2. 如何测定遗址的年代，得到可信的数据？

在遗址超出考古界常用的碳十四技术测年范围的情况下，考古队采用了包括古生物地层学、古地磁学、光释光（OSL）、电子自旋共振（ESR）等方法做交叉测年和数据检验。最后依靠OSL技术通过测定钾长石矿物颗粒释光信号，并结合对动物牙齿的ESR方法和贝叶斯分析模型，确定古人类在遗址活动的时间为距今36-25万年。

3. 如何确定遗址出土的木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

木质材料会在埋藏过程中降解，痕迹变得模糊乃至消失。为论证这些木器的人工属性及其功能，考古队开展了材质分析、痕迹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等专项研究。木器主要用松木制作，宏观和显微观察表明，一些标本存在因砍枝修形削尖而留下的削刮痕，尖端存在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损。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一些木器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包含植物淀粉粒，证明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地下植物食材。实验模拟成功复原了用石器加工木器并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辅证遗址出土的木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

4. 石器技术与功能-小型石器是如何制作和使用的？

该遗址的石器以刮削器为大宗，个体都很小，是何成因？原料和技术分析解开了谜团。遗址附近缺乏石器原料，只能在远处寻找石料，把加工成形且便携的小型石器带入遗址使用。木器的出现，应是遗址占居者因石料资源匮乏而用木质工具取代石器功能的结果。这些石器被古人用来加工木器、肢解猎物，木器上的削刮痕迹和动物骨骼上的切割划痕即为明证。石器外观简朴，但一些标本的刃口保留精细加工的痕迹。4件用鹿角残段制作的软锤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用软锤打击加工是石器技术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表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东亚石器技术并非像早先认为的那样明显落后于西方。

甘棠箐遗址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遗址在原生地层中保存丰富的木器、石器、骨角器及动物化石、植物遗存。这些材料充分展现了古人类生产、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该成果多方面改写了学界对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能力与方式和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特点及其成因的认识，包括竹木器在东亚、东南亚古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旧石器时代"竹木器假说"的实证意义。该发现首次揭秘古人类采集经济状态，全面展现远古盘中餐中广谱食材的种类，提供了先民用木器挖掘可食性植物根茎的可靠证据，揭示了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环境下的东南亚古人群独特的资源利用策略和适应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