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桥东南角出土的明清时期镇水兽
正阳桥考古发掘结束后，对遗址采取了保护措施
正阳桥考古现场
今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此前12年，中轴线考古工作亮点频现。相较中轴线北段钟鼓楼、万宁桥等古迹，南段的遗产格局不够清晰完整。为了还原完整的中轴线，2021年，北京考古研究院启动北京中轴线南段考古发掘工作。
历时3年，考古人员先后确定了正阳桥遗址的位置，发掘出天桥遗址，南中轴线的格局逐渐清晰。这些成果，均被记录在即将面世的《北京中轴线考古发掘报告（2021-2023）》一书中。
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的北京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利芳，揭秘南中轴线考古背后的故事。
正阳桥
中轴线南段考古从寻找一具镇水兽开始
“中轴线南段的考古过程中，我们要先找到正阳桥的一具镇水兽。”张利芳称，上世纪90年代，曾在正阳桥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具明清时期的镇水兽，随后做了保护性回填。2021年8月，考古人员决定重新发掘这具镇水兽。
正阳桥遗址位于前门步行街北口，正阳门箭楼南侧，其位于城市核心区，地处繁华的前门步行街上。因受限因素太多，大面积的考古挖掘难以展开。
考古人员在调取当时的镇水兽发掘档案后，又经过多番论证，确定了动工点，并以该坐标点为中心，在附近划定了5米见方的工作区域，集中力量发掘镇水兽。
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十分充分，动工后，考古人员很快挖到当时保护镇水兽的水泥房。不过也是因为这座水泥房，却成了重新挖掘镇水兽的难题之一。
“为了再次完好地呈现镇水兽全貌，我们必须破除这座水泥房。但过程中又要避免镇水兽被掉落的钢筋水泥砸坏。”张利芳告诉北青报记者，考古人员购买了多条棉被将地下的镇水兽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破除水泥房，最终完好无损地让这具镇水兽重见天日。
从史料古画中还原正阳桥样貌
镇水兽是桥梁附属文物。虽然找到了镇水兽，但历史上的正阳桥具体什么样，考古人员心里一直没底。为此，他们一边进行一线发掘，一边进行文献研究。
好在明清时期的史书、古画里，记载了正阳桥的形象。如《明英宗实录》，清《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等。
那段时间，张利芳一有时间便会去博物馆、档案馆看古书画。为了正阳桥的考古工作，她查阅了《清史稿》《清实录》《清会典》《明实录》等汇典及志书中关于正阳桥的所有内容。
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古代桥梁建制，正阳桥的四角应各有一具镇水兽。“根据已发掘的镇水兽体位和走向，很容易判断它是正阳桥东南侧的那具。”张利芳说，正阳桥桥体呈南北走向，照着这个思路向西北推进，考古人员果然在该镇水兽西侧一米左右的位置发现了桥体的东立面。顺着东立面再往北发掘，正阳桥东立面超过一半的部分露了出来。
抽丝剥茧最终找到正阳桥遗址
张利芳介绍，正阳桥位于中轴线上，桥体本身的南北轴线即为中轴线，东西轴线在中间桥洞的正中央。在发掘出南驳岸和中间券洞后，桥体的西立面和北侧边界也随之明确。四具镇水兽是两两相互对称的，在确定东南角镇水兽的位置后，另外三具的位置也就明确了。
整个发掘过程可谓顺藤摸瓜，步步推进，对遗迹研判抽丝剥茧，犹如侦探破案。最终，考古人员通过最小的发掘面积，明确了正阳桥的规制、建筑材料等重要信息，为此后复原正阳桥打下基础。
天桥
天桥遗址考古分区域进行
天桥位于北京内城正门正阳门和外城正门永定门之间，是明清时期北京中轴线上的一座桥梁，常被见诸于史料中，并存在于老北京的乡愁记忆里。发掘天桥遗址，对于完善北京中轴线南段至关重要。经过多轮考证，考古人员基本确认天桥遗址位于十字路口的中间。不过，天桥的考古挖掘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还是在遗址的地表上。
如今北京天桥艺术大厦所在的前门大街、永安路、天坛路和天桥南大街十字路口正是天桥遗址所在地。这处路口周边分布着天坛公园、国家自然博物馆、天桥剧场等公共场所，平时车流量大，人员密集。
张利芳分析，如果要将天桥遗迹整体发掘出来，大概占用200平方米的场地。为了不妨碍地面交通，天桥的考古发掘工作只能分区域进行。“对考古来说最好、最高效的办法，是整体揭露，但是天桥遗址不具备整体揭露的条件。”
滚动发掘拼出天桥样貌
考古人员只能采取滚动发掘的方式，在每次交通导改出来的有限空间内开展发掘。交通导改共三次，天桥遗址的发掘也因此被分割成三部分，挖完第一部分后回填，再滚动发掘第二处和第三处作业面。
“每次只能在很小的一个区域内进行。每发掘一处，我们会留存翔实的三维影像，最后将三部分影像拼接起来，完整地呈现出天桥的样貌。”张利芳说。
不过，由于城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破坏了天桥桥体上部的券洞部分，天桥的样貌已很难还原，考古人员主要发掘了天桥的下半部分。在此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天桥桥面下的灰土基础和排水沟，也就是老舍笔下的“龙须沟”。
通过发掘，考古人员确认了“龙须沟”的位置，明确了清代“龙须沟”的形制结构、工程做法等，发现了清代天桥的主体部分，勾勒出了沟、路、桥三者的关系。
青花瓷片印证天桥修建年代
关于天桥的始建年代，史料中尚未有明确记载。根据考古人员多方考证，天桥的名字最早见于《清会典事例》，证明天桥在雍正时期之前已有此称谓。乾隆时期，天桥的字眼不时出现，例如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清高宗实录》卷有“查正阳门以南、天桥以北、崇文门以西、宣武门以东一带地方，市廛庞杂，在彼居住之官员兵丁应勒限令陆续入城居住”的描述。因此，考古人员更倾向于将天桥判定为清乾隆时期的建筑。
“我们在整理出土文物的过程中，发现天桥遗址内的青花瓷片基本上集中在清朝康熙、乾隆时期。”张利芳说，出土的青花瓷片年代与史料记载吻合，证明了发掘的桥梁部分和附属设施的就是古代天桥遗迹。
专家手记
从考古发现解读北京中轴线价值内涵
2021年以来，为了深入挖掘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内涵，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北京市文物局组织下，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先后发掘了正阳桥遗址、中轴道路及附属遗存、天桥遗址等。
道路、排水沟、桥梁等的发现，补充、完善了北京中轴线尤其是南段的遗产内容，
实证了北京中轴线的真实性、完整性、连续性，生动再现了北京中轴线南段历史场景。
体现中轴线设计思想
偶数为阴，奇数为阳，是古人用数字符号来投射时空宇宙的一种哲学表达。阳数在中轴线上的运用，表现在建筑开间、祭坛层数、门道数量等。
考古发现也同样揭示了这样的数字秘密。2022年8月-9月考古发现的永定门内中轴居中石路，其宽度为4.8米，即清尺一丈五尺。先农坛东外坛门先农门和东内坛门东天门的中间门道均为国家行祭祀礼仪时的行进线路，其宽度也为4.8米，即一丈五尺。天桥下排水沟宽度为1.6米，为清尺五尺；天桥桥身宽度9.98米，合清尺三丈一尺。根据测量，正阳门至天桥距离为1.6公里；天桥至永定门距离也是1.6公里，均合清尺五百丈。档案中也有记载，天桥至永定门石路长五百丈；正阳桥南至天桥北居中石路长四百十九丈二尺。若以正阳门城楼计算，则正阳门到天桥间的石路长度也是五百丈。上述尺度不是随意为之，均是都城神圣空间设计时所运用的象数思想的折射。
此外，“五百丈”可能是都城规划时使用的设计模数，如箭楼到午门之间的距离是五百丈，午门到景山北门之间的距离是五百丈，景山北门到钟楼之间的距离也是五百丈。几个五百丈所在界域结点均为都城神圣空间建筑，分割了不同的功能区，箭楼到午门相当于内城南门到宫城南门的空间，为前朝区；午门到景山北门相当于宫苑区；景山北门到钟楼为后市区。
表达中轴线空间秩序和礼仪秩序
天桥在中轴线上居重要位置，是中轴线上的一处标志性建筑，是重要的空间符号和礼仪符号。天桥正好处在正阳门和永定门之间正中位置，这无疑凸显了天桥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在设计时对都城空间尺度和秩序的把控。天桥尤其是乾隆时期在其南侧一左一右布置了两方石碑后，其对中轴空间和礼仪秩序的塑造效果更加得到强化。
正阳桥同样是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有国门之称，位于其南侧护城河上的正阳桥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正阳桥同正阳门城楼、箭楼、五牌楼共同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建筑群，共同表达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礼仪秩序。正阳桥是内城九座城门外桥梁中规制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座。2021年至2023年初，在正阳桥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具镇水兽。其身躯硕大，身长达3米，体量远超万宁桥的4具镇水兽，从这一点也足以证明正阳桥的规制高、规模大。
天桥、正阳桥是北京中轴线上独居标识性的文化遗产，是空间秩序和礼仪秩序的表达。
实证古代科技创新
考古发现的北京中轴线居中御路，其路面铺装为石板，下面用三合土作为基础。三合土是明清时期古人对建筑材料及工艺的探索和创新，清代北京地区官式建筑普遍使用。三合土是将黄土、沙、石灰严格按照一定的配比搅拌而成灰料，更讲究的里面还会加入糯米浆，这样配比出来的灰料坚固无比，比石材还要结实坚固。
此外，在对先农坛庆成宫区域祭祀道路进行考古发掘时，探明明代修建的先农坛内坛东天门基础夯土结构为一层砖渣、一层素夯土，两者交替逐层夯筑。这种建筑基础结构也是对长期以来单纯用素夯土做基础的一种创新。
考古还发现了位于中轴道路西侧的砖砌排水沟，底部用柏木丁对沟体进行加固，以防歪闪、沉降。清工部《工程做法》记载，遇有地基松软或临水建筑时，地基使用木桩加固，以柏木、杉木及红松较好。木径小且短的称为地钉。这是古人在特殊地质条件下对建筑体地基进行加固的一种科学探索。
上述仅仅是围绕考古发现对北京中轴线初步开展的一些价值及内涵探索。北京中轴线历史悠久，文脉厚重，拥有丰富的人文底蕴和历史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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