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里长城的心脏做生意，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如今，长城两边不再有往来飞驰的控弦之士，不再有枕戈待旦的戍边儿郎。往事越千年，长城内外皆故乡。”

镇北台，位于陕西榆林市北约5公里的红山之上，是一座气势磅礴的明代长城建筑，易马城和款贡城两大遗存与其遥相呼应，合称“两城一台”。两城一台既是历史上“和平互市”的产物，又是见证“汉蒙一家”的重要历史实证。

汉蒙间的“和平互市”是怎样形成的？两城一台如何成为“汉蒙一家”的见证？

汉蒙互市市场：易马城与款贡城

明朝，中原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市空前繁荣，长城“九边”沿线设立的“马市”，便是与长城以北各民族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

自明永乐年间（1403-1424），因边关冲突，明朝与北方蒙古诸部的互市时断时续，出现了“易马城头望北荒，暮云沙碛草茫茫”（《延绥镇志卷8＜艺天下＞》）的场景。

隆庆五年（1571）二月，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以孙子把汉那吉归顺明朝事件为契机，主动提出率领土默特部整体归顺明朝。由于俺答汗所据开原、上都等地土地比较贫瘠，其游牧经济单一而脆弱，十分仰仗中原农业资源的输入和补充，于是他向明朝提出封贡与互市的要求。

同年三月，明穆宗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侄也被授予都督同知、指挥同知等官职，同时开放十多处边市，达成了对俺答汗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史称“隆庆和议”。

自此，俺答汗“三世受封，疆场无耸者四十余年”（《明神宗实录》）。和议不仅提高了俺答汗在蒙古诸部中的政治地位，也使汉蒙双方实现了资源互补和经济依存。

而早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廷便准许俺答汗所辖吉能等部落于延绥互市，互市的地点设在边墙以南的易马城，是为“延绥市厂”。

此后，吉能被封为都督同知。此时，易马城早已改建为军事城堡，不能作为互市市场。

隆庆五年（1571）八月，时任督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西的戴才提出，“改延绥市厂于红山边墙闇门之外”“诏予吉能市于红山墩”，也即在红山墩上新建“款贡城”作为互市市场，是为“红山市”。由此，红山市成为明长城沿线唯一的“官市”，也是贸易往来时官员接待洽谈、敬献贡物、赠送礼品的地方。

对于红山开市的日期，明朝选定在马匹较瘦时的春末夏初时节，以防蒙古诸部借机侵扰。议定每年的三月开市一次，每次开市时间为十日，一般在望日，即中旬之后。

隆庆五年（1571），红山市首开。由于互市双方准备比较仓促，延迟到九月才开市。款贡城地域狭小，前来互市的蒙古诸部众又万骑辐辏，因此明廷制定了“分定市地、发给牌照、按次互市”的政策。

前来互市的牧民先集结在款贡城附近的头道河子河滩，由蒙古诸部派兵维持秩序。吉能所属各部，按照明朝预谴官发给的牌面，依顺序驱赶马匹牛羊进入款贡城进行交易。前期持牌者交易完毕出城，后续持牌者再入城。

红山市按照“官市毕，听民为市”的原则，先官市、再民市。官民同市促进了明朝官方与蒙古诸部之间的经济往来，深化了汉蒙民众间经济上相互依存、互通有无的密切关系。

因互市时间有限，每次开市，蒙古牧民驱赶成群牛羊、骆驼和马，中原商贾携带大量布匹、绸缎、盐、茶等，从四面八方前来。互市中蒙古诸部部落云集，需求庞大，经常出现货物供不应求的局面，中原商贾不得不在延绥镇内凑集银两，委托官员带领商人前往绸缎、盐茶出产地，紧急购买货物，星夜运往市所，专做易马之用。

据万历《延绥镇志》所载，自万历九年（1581）至十八年（1590），红山市官市用银111061两，易马17805匹，汉蒙互市维持着较大的规模。

《明神宗实录》记载：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卜庄诸酋自进马后，互市两月，华夷一家”。

互市期间，款贡城及周边帐包鳞次、商贾云集，边陲晏然，百姓安居乐业，一片太平景象。

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为保护红山互市正常运转，巡抚涂宗浚在款贡城西南侧高地上修筑镇北台，居高临下，观察前来互市的蒙古诸部和红山市的运行情况。

镇北台呈正方形，总四层，每层面积由下至上逐次减小，台高30余米，台基北长82米，南长76米，东西各长64米，占地面积5056平方米，外砌砖石、内夯黄土、外形方正，各层均设有多处瞭望口。

镇北台建成后，涂宗浚于南墙和北墙横额分别石刻“向明”和“镇北台”字样。“向明”代表驻边将士永远心向大明王朝。

镇北台为“城中之城”，据险临下，东邀山海，西连嘉峪，控南北之咽喉，锁长城之要口，是明长城中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墩台式建筑，也是万里长城中最大的军事观察哨望与军事指挥台留存。

镇北台被称作“明万里长城的心脏”，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三关一台”。

清初文人杨蕴在《镇北台春望》中写道：

关门直向大荒开，

日日牛羊作市来。

万里春风残雪后，

游人指点赫连台。

400多年来，镇北台扎根黄土，与长城相伴，守望易马城和款贡城。

中国古建筑保护泰斗、中国特色古建修护理论奠基人罗哲文先生认为，镇北台作为长城中最大的墩台，最为雄壮。如果将万里长城比作一条巨龙，龙头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龙尾是“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那么镇北台位于山海关和嘉峪关之间，是巨龙的心脏，喻为“万里长城第一台”，名符其实。

两城一台共同见证汉蒙一家亲

至清代，蒙古诸部归附清王朝，汉蒙贸易已不再拘泥于城内互市这一传统形式。康熙《延绥县志》记载：

“据镇城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又东为黄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人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陶穴以居，或施帐焉……镇城及营堡皆有市，而沿边村落亦间有之。”

清代汉蒙贸易的兴盛还仰赖于垦边政策的推行。长城处于农耕和游牧文化的交界，长期以来，边墙以北都是游牧区域。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廷令将榆林等六县边墙外直北50里，其中南部宽度为10里—15里不等的区域划为耕地，谓之“伙盘地”，由汉蒙合伙耕种。汉民向蒙民交付地租。汉民每年春季来此耕种，冬季归家，暂时伙聚盘居在边墙附近，形成了类似中原村庄的聚落，进一步促进了汉蒙贸易的发展。

乾隆年间，商贾们捐资在易马城和镇北台之间修建了一座关帝庙。不管是汉民还是蒙民，来到关帝庙都要上一炷香，讨个好彩头，这里遂成为汉蒙边贸交易的中心，汉蒙民众络绎不绝，公平买卖，各得其利。

如今，长城两边再也没有往来飞驰的控弦之士，也没有了枕戈待旦的戍边儿郎。留下的只有沉默的长城，注视着两边日益兴盛的市镇乡村和郁郁葱葱的森林、草原。

往事越千年，长城两边都已是故乡。

（作者简介：聂君，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教授。）

（头图为镇北台。图片来源：榆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