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丨藏传佛教中国化：既是历史传统，又有政治基础

宗教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是藏传佛教发展的必然走向。

近日，“道中华”专访了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教授，回顾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交往历史，思考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大意义和方法路径。

▲西藏佛学院升国旗仪式。（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道中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有何渊源？为什么说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班班多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不仅来源于古代的印度佛教，也源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互动融合源远流长、一以贯之。

佛教传入西藏是在唐代，松赞干布先后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为妃。两位公主都信奉佛教，她们带着众多佛像、法物、佛经以及僧众来到吐蕃。为此，松赞干布为赤尊公主修建了大昭寺，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小昭寺，其中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12岁身量佛像，至今仍被供奉于大昭寺内。文成公主入藏使汉传佛教传入西藏，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她也因此成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先驱”。

吐蕃人管·法成，是联结汉藏佛教的重要人物。他用汉文写的《大乘稻芉经随听疏》一文，既融入了智军所撰《见地差别论》中般若中观的思想内容，也吸纳了汉传佛教中宗密五教与窥基八宗中的诸多名词概念，是汉藏佛教般若中观沟通的标志性文本，也是藏传佛教在思想领域实现中国化的代表作。法成等藏汉译师将重要的汉译佛教经论复译为藏文，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所依据的核心文本。

公元781年，汉传佛教禅宗高僧摩诃衍奉赞普赤松德赞之命来到吐蕃传播禅宗思想。后来由吐蕃人努氏·佛智写成的吐蕃佛教文献《禅定目炬》吸纳了汉传佛教禅宗的顿悟义，并收录了三十多条汉藏禅师语录，其对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各教派思想义理的浸润甚深。14世纪出土的伏藏文献《五部遗教》中转录了《禅定目炬》中的汉藏禅师语录便是实证。

藏传佛教后弘期以降，各教派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扶持下发展起来，如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及其子侄八思巴与元朝中央政府；噶举派之噶玛噶举与明朝中央政府；格鲁派与清朝中央政府发生了密切联系，中央政府册封四大活佛转世系统，由此形成的历史定制与宗教仪轨传沿至今。

这些都既体现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辖，又反映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有效治理，更有力地说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有割不断的源流关系。可以说，藏传佛教的发展、演变、形成过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

▲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传入藏地。文成公主与赤尊公主的入藏就是佛教正式入藏的标志。图为松潘古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雕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道中华：历史上藏传佛教对于中央王朝治藏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班班多杰：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藏传佛教对中央王朝的治藏稳藏起到了桥梁、纽带与管道作用。

元代蒙古势力进入青藏高原，与萨迦派结合，推动西藏走向在中央政府治下的统一，结束了西藏各地长期分治割据的局面。在此进程中，萨迦派的宗教领袖如萨迦班智达、八思巴、达尼钦波桑波贝等人，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为维护政治大一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朝时期，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区采取多元化、多层次的管理模式，除封授“三大法王”外，还对掌握一地的政教权力而相互之间又互不统属的地方首领封给“王”的名号，授予他们在明朝中央政府监督管理下统治属下僧俗民众的行政权力，此政被称为“多封众建”。

“多封众建”政策是经历了明初几十年的摸索实践才逐步确立起来的。事实证明，“多封众建”政策是明智而有成效的政策。首先，明朝统治者没有派军队去征服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区，使其各部得免于战争和动乱，使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大震荡，对维护地方安定局面大有裨益。其次，在充分研判形势的基础上，根据藏传佛教各教派势力大小及地方政教合一势力集团的实际情况赐予封号，基本上符合当时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区政治分散、互不统隶的客观状况。各派领袖及地方势力集团对朝廷封号基本满意，既有效维护了中央大一统的局面，亦未因厚此薄彼而产生地方纷争。史料记载，有明一代，往返于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区与内地之间大大小小的藏传佛教僧人朝贡使团难以数计，对维护几百年间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中央政府既善于总结元、明两代的治藏经验，又鉴于西藏地方多次内乱外患中暴露出来的体制缺陷，从国家全局政治需要出发，不断调整对西藏的治理政策和法规，制定了比元、明两代更为完善的行政体系。

其中，与藏传佛教相关的政教措施有：中央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建立噶厦，授命达赖喇嘛亲政，建立摄政制度；创立金瓶掣签择定达赖喇嘛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制度，由此形成了转世制度的宗教仪轨与历史定制；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和二十九条等的同时，西藏地方政府颁布了《铁虎清册》（清查土地、清查差税并重新制定差税制度）。

这一系列治藏举措构成的制度体系及其运作实践，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统治，维护了西藏地方的稳定，巩固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影响深远，功不可磨灭。当然，在此过程中，以格鲁派为主的藏传佛教也因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而得到空前发展。

道中华：在历代王朝治藏过程中，中央政府治理藏传佛教积累了哪些有益经验？

班班多杰：因藏传佛教发挥了上联中央王朝、下接广大百姓的贯通作用，自明及清，皇权至上的国家意识已深入民心。藏族称皇帝为“贡玛嘉沃”，意即中央之皇帝，可译为“至高至上、至尊至大”，河湟地区的藏族民间有“皇上之地位不稳，乞丐之寝席不安”的古谚，这说明皇权观念已普及到世俗民间之中。

在藏传佛教的有些寺庙中，皇帝和佛陀受到同等礼遇和祭拜。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内曾供奉着皇帝的画像和牌位，每到举行大型法事活动时，佛祖和皇帝会同时受到礼拜。布达拉宫最高处的殊胜三界殿，殿内北面供奉着清康煕皇帝的“长生禄位”，禄位后面是乾隆皇帝身穿红、黄袈裟，头戴红色僧帽的唐卡画像。

可以说，从唐代吐蕃到宋元明清，汉传佛教不仅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来源，而且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从官方到民间，从思想到政治，古往今来互联互通、交往交融。形成的重要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藏传佛教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政通人和、护国利民的重要力量。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区推行的“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怀柔之道，争取、凝聚各族人心、团结各阶层人士，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以制度管人、政策管事，依法治藏，使西藏地方及各涉藏地区基本上保持了长治久安、和谐有序的态势。

▲西藏和平解放后实现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沧桑巨变，藏传佛教中国化也掀开了新的时代篇章。（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道中华：今天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强调藏传佛教中国化有何特殊意义？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意涵是什么？

班班多杰：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命题，从前辈所谓“华化佛教”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标志着“宗教的中国化”实现了从学术名词到政治概念的转向，从学术内涵到政治蕴含的转向，可谓是将旧命题赋予了新使命，使老传统肩负着大担当。

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指佛教统一的思想教义、修持实践、行为方式等在中国处境下特有的传承方式、表现方式、表述方式和实践方式。它是一个从外层（建筑等）到里层（制度等）再到内层（义理等）的逐步实现过程。

当前，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已成为我国政界、学界、教界学习、践行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宗教，只有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更好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坚持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是做好新时期藏传佛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23年5月23日，藏传佛教第十八届、十九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举行。（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3年6月5日至17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西藏昌都举行佛事活动和参访调研。班禅说：“今天我们藏传佛教能不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能不能将藏传佛教中国化，决定着藏传佛教的未来与发展。”（图片来源：中国西藏网）

（本文内容参考了陈庆英、张云、陈楠、邓锐龄、冯智、李德成等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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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

班班多杰，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