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茂《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一书站在全球化语境的学术前沿，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总结、分析和深入思考，提出“文学自信力”这个契合国家战略和当今时代的重大命题，就是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具体体现。

中国新时期文学实践既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话语压抑，又反过来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形成冲击。这种辩证性的认识，是聂茂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研究的重心所在。全书由一经一纬一主线贯穿始终。经线是各个文学主潮的时代背景、思想基础、理论支撑等精神脉络，纬线是各个文学主潮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而主线就是在追赶发达国家文学的现代化之路中创作主体的心灵诉求，即把个人“小我”与“国家”大我融为一体，把 “为民代言”与“文以载道”等传统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和情感冲动投射到文本中，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中国国情、民族特点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对新时期文学主潮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码”，用文学实力、文学引力、文学张力、文学推力、文学锐力、文学韧力和文学活力共“七种力”组成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文学自信力，通过对各个时期创作群体的特征进行“把脉”式“阐释”，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对全球化语境下新时期作家的精神资源、创作风格、文本特征、叙事模式、审美态势及其总体成就、困境与突围等，进行全面客观、深入细致的总结、评论和分析，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和文学理想，体现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融思想性、艺术性、批评性于一体，为世界文学视野下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当前，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根本任务是自主性重建，它是全面恢复文学自信力，使之能够为重塑国家形象、提高全民族素质发挥积极作用，这在世界文学视野下我国推行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语境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此，我觉得聂茂的这部著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第一，提出“自信力”这个关键词，并以此切入，充分挖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发达国家文化压抑中获取自己的民族独立性与文化独创性，努力凸显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对于世界的重要性，“自信力”的提炼恰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联系起来，使该书既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又有敏锐的思想觉悟和现实针对性。

第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扩展了杰姆逊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理论、特别是“民族寓言”说，充实、丰富和提升了整个西方话语体系，使长期处于“被审视”和“弱者”臣属地位的中国作家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彰显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应有的气度、魅力、价值和意义。

第三，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伴随着中国作家为追求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同步进行，但作家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不是盲从，而是批判地借鉴、吸收和发展，自我“主体性”越来越高，反省、审视、怀疑和批判也越来越多，既能看到其中的“弊病”和“割裂”，又能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自觉地进行诊治、修复和整合，这样的阐释，别出心裁，令人鼓舞。

当然，这本书最大的、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中国古化文论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借用西方理论成果论述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这些西方理论成果涉及的人不少，涉及的种类较多，理论旨趣并不单纯同一。聂茂很好地作了疏理，找到了各个理论之间的深刻渊源和内在联系，并依次分析了新时期文学出现的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生代文学、颓废文学、新生代作家、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女性主义文学和新世纪以来的以“非虚构和底层叙事”为特征的人民文学和生机勃勃的网络文学等等。聂茂的研究客观、从容、理性、全面，既有纵向的比较，又有横向的观照，力求通过系统的论证，丰富和完善他提出的“文学自信力”之说，进而肯定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积极作用和鲜明个性，从而使广大读者客观并乐观地认识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具有不可轻忽的意义。可以说，这样的研究，颇具雄心，值得肯定。

（作者：姚竹 奥克兰大学博士、中南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中国日报湖南记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