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6月10日版面截图

冯志伟 王恺昊 朱友芳 长沙报道

一只来自中国的商船，满载货物行驶在巨浪滔天的海洋上。这是一次极其危险而有利可图的旅程。不幸的是，它并没有得到神明的护佑，这艘商船还未把货物送到西方的某个商人手中，一场海难降临。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场微不足道的沉船事故似乎难以被历史记载。然而，这场灾难却揭开了长沙窑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

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这艘船在一千多年前是如何沉没的。但是，当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黑石号”沉船时，举世震惊。其保存完好的瓷器让人们得以一窥中国唐代陶瓷之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又一个巅峰。船上共有6.7万件瓷器，其中5万余件来自长沙。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这是在水下发现的最大的一批唐代文物。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原型，一段关于珍宝失而复得的情节，也是对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浪漫时代进行深入洞察的良好契机。

“浪漫的长沙人”开创彩瓷新风

关于长沙窑的故事很丰富。本周六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也是一次展现瓷器起源的绝佳机会。

“长沙窑的历史非常悠久，”长沙博物馆馆长王立华介绍，长沙窑瓷器生产最早始于东汉晚期，但直到8世纪中叶，长沙窑才进入黄金时期。当时的唐朝，因为“安史之乱”，北方地区的一些窑工纷纷南下，他们把当时北方的陶瓷烧制工艺带到了如今的湖南地区。

带过来之后和长沙窑的烧制工艺相结合，创造出一个开历史先河的新品种——彩瓷，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浪漫的长沙人把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包括绘画、书法，以及诗词歌赋等最早用在了瓷器的装饰上。”王立华介绍，当时白色是北方瓷器的主色调，而青瓷是中国东部地区比如今天浙江省的标志性产品，这种瓷器格局被称为“南青北白”。

长沙博物馆展示的长沙窑瓷器。

“在长沙窑的瓷器上甚至还有一些广告，比如高档葡萄酒的广告。这些融合了绘画和书法的装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陶瓷文化的理解，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唐朝丰富多彩的市井文化生活。”

尽管长沙窑陶瓷主要是日常用品，而非仅供贵族欣赏的艺术品，但仍然散发着来自千年前的浪漫温情。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首情诗，如果用作现在情侣之间的网络聊天话语，也并不会显得不合适。但是，这句诗实际上写在了1983年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上。

长沙窑青釉褐彩“君生我未生”诗词壶。

“长沙窑瓷器上有的诗词是当时著名诗人的作品，但还有大量无法查证作者的民间作品，它们有可能是当时浪漫的长沙人民自己创作的。”王立华说。

“唐朝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文化教育艺术领域有了很大发展。从长沙窑瓷器上，我们就能看到当时的普通人也都能够创作出诗词，并且写到瓷器上面。”

目前，对长沙窑遗址的研究发掘工作依然在进行中，更多的长沙窑瓷器实物正在搜寻中，用以展示长沙窑的繁荣发展。历史资料表明，它们的生产在9世纪初达到巅峰，10世纪之后开始走向衰落。

长沙博物馆副馆长张海军介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多长沙窑瓷器都是通过文物发掘普查发现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了一些关键的长沙窑遗址发现。

“作坊、埋碎陶瓷的坑和其他相关工业遗产的发现，描绘了一幅完整的长沙窑图像，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们在唐朝时是如何生产、配送和销售的。”

见证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

2016年，考古学家在长沙发掘了一处遗址，此处发掘所在区域被当地村民称为“樊家坪”。而从“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来的一个碗上的文字标示有“樊家”字样，这揭示了它的生产地可能就在长沙。

随后在长沙的实地考察发掘，没有让考古学家们失望。此地出土的不仅有唐长沙窑瓷器，还有一些更早时期的青瓷器。

“它们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外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一个关键证明。”

“黑石号”沉船是中国古代联通中西方瓷器贸易的早期明证。长沙博物馆馆长王立华介绍，考古研究表明，长沙窑瓷器出口到大约30个国家，包括东亚、东南亚邻国、西亚和非洲北部地区。

长沙窑青釉褐彩瓷狮。

“你可以看到当时长沙的瓷工和老板是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王立华说，从长沙窑瓷器的纹饰上可以看到，为了满足海外的需求，当时长沙窑瓷器也添加了很多外国的文化元素。

“我们能够在长沙窑瓷器上看到外国的装饰风格手法。比如说在瓷器上经常能够看得到南亚风格的贴花，还有一些狮子形状的图案装饰。甚至在瓷器上发现了一些波斯、阿拉伯风格的装饰，它们可能是阿拉伯地区的商人在长沙定制的一些产品。长沙窑瓷器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实际上体现了当时中外文化的密切交流。”

游客参观长沙博物馆长沙窑瓷器。

长沙窑的这些古代瓷器仍然有深埋在水下的可能性，尽管它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时代，充满了创新开拓精神，但对于有幸每天都能看到长沙窑的修复师杨晋松来说，长沙窑带来的是内心的平静。

文物“医生”赋予瓷器新“生命”

在过去的四年里，长沙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杨晋松一直致力于长沙窑瓷器的修复。许多长沙窑瓷器的碎片经他的手重获“新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唐代珍品的起源。

“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将这些碎片比对归位。”杨晋松介绍，修复最大的困难是恢复瓷器的完整性和美观性。

杨晋松仔细查看一件青釉褐斑瓷钵的破损情况。

长沙窑是中国已知的最早使用釉下彩的陶瓷品种之一，对工艺要求极高。每个修复师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原始釉料是在窑中烧制而成的，怎样才能在千年过后的室温下补色，重现其外观。

添加一层又一层的釉色，需要耐心和经验来创建合适的釉面厚度，使修复的部分像原来的。

目前，以长沙窑瓷器考古为基础的数据库正在逐步建立。通过数据分析、土坯检查、釉上材料，生产工艺以及其他围绕瓷器样品的关键信息，为修复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尽管现代技术给杨晋松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他仍然觉得自己能够赋予这些精美瓷器以新的“生命”。

毕竟，与规模更大、分工更细致的国家级博物馆不同，长沙博物馆只有6名专职文物修复师。杨晋松和他的同事们必须广泛涉猎艺术史、工艺科学、化学分析，以及实际修复文物的所有知识和实践。

杨晋松通过放大镜清理一件长沙窑青釉瓷盖的表面杂质。

“修复一件瓷器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如果瓷器破损情况更复杂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有时候你必须把自己当成一名‘医生’。这些文物就是你的‘病人’，你的责任就是治好它并延长它的寿命。”杨晋松说。

尽管如此，修复师们也提出了一个近乎哲学的问题:如果瓷器是‘病人’，那它是否应该像它的全盛时期那样被赋予完美的外观?

长沙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兴伟介绍，文物修复遵循了“可逆”和“可辨识性”的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发现使用了错误的材料，我们要做的是将它们移除，”张兴伟说，“或者，如果我们在未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替换掉目前修复的痕迹。”

“我们的任务是保持他们的健康，让他们尽可能‘活’得久一些，而不是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外表，这也是向人们充分展示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一种方式。”

“当今社会一切都追求快节奏，而这份工作能让我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每一件文物造型代表当时的大众审美，接触过这么多件文物，让我更加包容地看待不同时代的审美观。”

谁知道呢？长沙窑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跨度可能是短暂的，但是其留下的丰富遗产将受益于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