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求职者中鲜有人知道，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取决于与简历一起上传的个人照片。学校应家长要求配备白人教师和管理人员，这是业内几十年来的公开秘密。负责为国际学校招聘教职工的公司Teaching Nomad对此设置了一个简单的系统：据公司的前员工透露，候选者被分为两个等级，第一等是白人，其他人都属第二等。该公司还注明每所学校所需的教师类型，“仅限白人”是下拉菜单中的选项之一。

学校越精英就越不多样化

国际学校招聘启事直言不讳地指出什么类型的候选人应该申请有关职位：近期的一则招聘广告写道“仅限白人”；沙特某校的招聘广告声称“必须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金发碧眼的白人）。该行业中存在一种经验法则，即学校越精英，员工就越不多样化。

今天的国际学校确保孩子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是能进入英美名校的前提。权力从小时候就聚集在一起，孩子们与将被塑造为全球精英的同龄人建立终身联系。从此类学校走出的名人包括洛克菲勒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诺基亚与渣打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荷兰国王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等。

从幼儿园到高中，我一直在日本神户就读于一所由加拿大传教士创立的国际学校。在校期间，我从来没有问过为何必须熟记美国每个州和首府的名称，但毕业时却不能在地图上指出日本的大多数行政区。日语是选修课，没有人质疑亚洲的一所学校内为何没有亚洲人担任领导或管理职位。在这个由白人教师主导的行业内，数十年来的研究凸显白人学生占据的优势。在同种族教师的教导下，学生们往往能取得佳绩并受到较少处分。白人教师更有可能认为白人学生有天赋。

歧视词语成了玩笑？

当我1994年高中毕业时，全世界的国际学校不超过1000所。但跟踪该行业动态的英国企业ISC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国际学校的数量增长4倍，在校学生骤增5倍，学费收入飙升9倍。目前几乎每个国家至少拥有一所国际学校，仅迪拜就号称有300所。

家长和教师中出现一种排名系统，将学校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通常主要由西方教职员工组成，获得西方机构的认可，当地学生仅占一小部分，是外交官、银行家和高管们的首选。第二等级学费稍便宜些，更本地化些。第三等级是几乎完全面向本地市场的营利性企业。而有色人种教师最难进入第一等级学校。前国际学校教师海蒂·戴克·希尔蒂曾撰文回忆，有的父母第一眼看到菲律宾老师就转身离开，对印度老师心生抵触，并联合起来抱怨加拿大籍越南裔老师。

在稀缺的“一等”国际学校中，1924年创立的日内瓦国际学校拥有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追求多样性是学校DNA的一部分。”该校副校长柯南·德·王尔德如是说。然而，该校绝大多数教师和领导层是白人。这种失衡产生了后果。5名曾在该校就读的学生讲述了学校通常不愿意或无法承认的种族歧视行为。在一个案例中，一名黑人学生向管理人员报告有同学经常使用“黑鬼”一词，并问这是不是种族主义。结果管理人员反问：“也许这是个玩笑？”

让数据说话

几十年来，我从未想过我的老师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属于有色人种。我曾认为我的国际学校教育远优于我可能在日本当地学校接受的教育。我曾不加鉴别地接受国际学校商业模式的核心假设：西方最好。

但数据并不支撑这种假设。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学预科学业表现进行的最严格对比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西方或英语授课能产生更好的效果。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水平进行的评测显示，2000年以来，东亚国家的评测结果一直高居最前列。

国际学校行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逆转状态——作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旗手，它正受到抨击，被视为不合时宜且有毒的殖民主义遗产。教师们在公开信中站出来指责学校、管理人员和招聘人员的种族主义行为。（作者娜塔莉·奥比克·皮尔森，王会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