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合作和善治是克服新冠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等复杂的全球性新挑战的关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哈维·佐丁近日在《中国日报》上发文称,在应对各自面临的挑战时,中美两国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关于两种治理体系的故事——一个成功,另一个艰难挣扎。”以下为文章部分内容翻译:
过去两年,新冠病毒一直与人类共存,有人因此失去生命,但疫情似乎没完没了。尽管中美存在分歧,但现在至关重要的是两国在国家利益重叠的方面,通过双边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进行合作。我们的生活和生存都取决于此。
当我想到这个故事时,我回想起《双城记》里令人难忘的开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句话完美地概括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当然,双方都有失误,这在全球性大流行病面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一方整个政府迅速采取行动,解决和遏制危机。另一方在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指挥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否认和混淆视听。
特朗普过去和现在的口号仍然是“美国至上”。多亏了他,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是感染者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根据“世界实时数据统计”网站,美国登记在册的确诊病例数超过6500万,死亡病例近90万。而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中国累计确诊病例135000例,死亡约5700人。
值得注意的是,确诊病例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国家是中国的邻国印度,其人口与中国相似,但确诊数是中国的270倍,死亡人数是中国的85倍。印度和美国一样,似乎更重视政治而非人命。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鲜明的对比来自于不同的治理模式。那些没来过中国的人可能会对中国的全过程民主持怀疑态度,但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据我观察,统计数据就是很好的说明。
这些结果不是偶然的。在中国,领导者凭借他们的表现和成绩得到慎重提拔。从最小的村庄开始,不能胜任的干部就不会晋升。在中国共产党的模式中,不存在不能胜任的人被提拔的“彼得原理”。相反,在每个阶段,晋升都是基于成就。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崩溃。特朗普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个系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缺陷。四十多年前我在美国政府工作时,两党分歧已经存在,而且越来越大,但两党领袖为了国家利益还能合作。现在,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今天的美国正处于分裂状态,两党的大部分精力都浪费在了否决另一方上。特朗普的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这些遗留问题下,尽管乔·拜登总统尽了努力,但美国仍然没能采取有效防疫措施。他的疫苗接种令、工作场所核酸检测等强制命令和科学措施都遭到持续反对。
从1月7日美国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来看,拜登的倡议将会受阻,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可能会超过100万(其中许多本可以避免)。
科学在美国已经政治化
科学在美国已经变成政治工具。“追随科学”的口号已被“追随金钱”取代。美国模式越来越多地服务于最顶层的百分之一,这与中国“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截然相反。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零容忍感染政策过于严苛,但结果说明一切。公共政策很少有标准答案,只有弊端最少的答案。大多数国家在面对牺牲经济还是牺牲人民的问题时都会选择前者,牺牲后者。中国是个例外。
中国找到了一个很难实现的平衡点,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很少,但2020年的年实际GDP增长率为2.3%,而美国死亡人数更多,GDP年增长率为负3.5%。
因此,中国没有必要迅速改变当前政策。首先,据专家称,如果中国放松防疫措施,感染率达到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将有超过4700万人感染,95万人死亡。
其次,中国正在研发新疫苗,可以更好地预防新冠病毒及其新变异毒株。
第三,病原体不受国界限制,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接种疫苗之前,突变株(有些甚至更致命)将不断出现并感染越来越多的人。
事实上,一些科学家表示,与未来可能出现的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可能是温和的。例如,最近在印度暴发的尼帕病毒,虽然不易传播,但致死率为50-75%,而且无法治愈。因此,有必要以超越新冠病毒和国界的眼光来预防未来的流行病。
世界卫生组织是全球公共卫生协调员,但资金严重不足。
不过,历史上出现过让人充满希望的合作先例。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合作,仅在20世纪就造成3亿多人死亡的天花在冷战高峰期被根除。
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我感到悲观,但我乐观地认为,中美双方这种必要的合作是可能的。
作者: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哈维·佐丁
编辑:董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