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与财政刺激，哪种政策更有效？

中国日报网1月18日电 英国《经济学人》近期发表一篇报道，先简要地讲述了近期全球经济政策和通货膨胀情况。在2010年代，一些国家的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发行了大量的货币，而政府则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发达国家的通胀率大多过低，达不到中央银行的目标。然后，新冠疫情爆发了。于是，量化宽松的力度加大。真正新颖的经济政策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10.8万亿美元财政刺激，相当于全球GDP的10%。造成的结果就是高通胀。随着消费价格以每年6.8%的速度上涨，美联储在12月15日被迫承认通货膨胀已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通胀“一直都是一种普遍的货币现象”。实现通胀目标的责任不在政府，而在央行。但是，新冠疫情是否表明，通胀真的是财政问题?

财政刺激推升通胀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让家庭和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使他们更有可能消费。假设政府以债券的方式从投资者那里筹集现金，然后把钱分发给家庭，使其重新进入流通。减除后，政府好像刚刚发行了新债券。这些债券是否真的为私营部门创造了新的财富，这是一个古老的理论争论的话题。当政府的债务增加时，公众也可能期望在未来支付更高的税收——这一负债将抵消他们新创造的资产。然而，在现实中，财政刺激明显会引发更多的支出。

现在在观念实验中引入一个新方法。央行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通过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的方式来发行新货币。在净额结算时，政府不是发放债券，而是在发放现金。这与新冠疫情期间的综合性政策相差不远。伴随数额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而来的是几乎同等规模的债券购买：美国、英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央行总共购买了超过9万亿美元的资产，造成商业银行存款激增。在美国，银行存款从2020年初约13.5万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约18万亿美元。早在2020年春天，白金汉大学的蒂姆•康登(Tim Congdon)等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就指出，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广义货币指标大幅上升，并警告通胀会随之而来。

不过，政策的哪一部分更重要：是提高家庭财富总量的财政刺激，还是确保注入资金的是现金而不是债券的量化宽松? 研究机构Exante Data的克里斯•马什(Chris Marsh)表示，向家庭注入现金可能有一些特殊之处。他表示，新冠疫情过后，就有可能会“重新发现”货币主义了。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量化宽松基本上是无效的，除非是在严重的金融压力时期，比如2020年春季的“现金抢购”。假设一旦危机过去，央行迅速收缩资产规模，但仍承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零水平。美国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增加家庭财富，似乎仍有可能推高消费和物价。

然而，如果扩大货币的定义，相信与财政刺激相比，量化宽松是无能的，这实际上与货币主义是一致的。要区分中央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和政府发行的债务证券越来越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利率接近于零时，它们是更接近的替代品。这也是因为大多数中央银行现在为他们创造的电子货币支付利息。即使利率上升，所谓的“储备利率”仍然会使电子货币看起来有点像公共债务。

反之亦然。投资者看重政府债券（尤其是美国国债）的流动性，这意味着他们愿意以比其他投资更低的利率持有国债，就像公众愿意接受银行存款的低收益一样。因此，2020年12月，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戴维•安道法托(David Andolfatto)写道：“更准确的做法是，少把国债视为一种债务形式，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流通货币形式。”他还警告美国人，鉴于疫情期间国家债务的一次性增加，要“为暂时的通胀爆发做好准备”。如果货币和债务是相互替代的，那么仅仅像量化宽松那样将货币和债务互换，可能就无法提供多少刺激，这与2010年代的经验是一致的。但是，扩大它们的总供给可能引发强劲的通货膨胀。

这种逻辑极端的观点被称为“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并在不断更新中：斯坦福大学的约翰•科克伦（John Cochrane）就这个主题写了一本637页的书)。这就是说，政府货币和债务的流通股票有点像一家公司的股票。通过它的价值——即它可以购买的价值——调整以反映未来的财政政策。如果政府不能充分承诺运营盈余来偿还债务，公众就会像股东一样期待股权被稀释，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不过，要解释现今的高通胀现象，并不需要这么深入，只关注近期的赤字就足够了，而不是展望未来。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像安道法托这样专注于政府债务供应的经济学家已预见到了如今的困境，而大多数央行行长却没有预见到，因为他们把劳动力市场作为衡量通胀压力的指标。过去十年的经验表明，当利率降至零时，仅靠量化宽松是无法摆脱低通胀世界的。弗里德曼主义依然存在。

（翻译：高越 编辑：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