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间对话的人来说，穆迪的离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得知穆迪逝世感叹道。“穆迪善于用英语把中国理念、中国道路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

“中国政府友谊奖”关于穆迪的另一句评语是：“‘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推动者”。据不完全统计，穆迪采访过150余位中国问题的世界顶尖学者，同其中很多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整个世界范围内，在中国问题上有发言权、话语权的专家学者，穆迪无一不晓。”穆迪30多年的挚友、中国日报资深外籍编辑拉维·善卡，称穆迪是“中国问题专家”的专家。

穆迪的百万字作品很多作为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报》的特稿，随美国《华盛顿邮报》、英国《每日电讯报》、法国《费加罗报》等世界主流媒体刊发。他的很多文章被全球媒体广泛转载。去年2月，他就新冠肺炎疫情独家采访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迈尔克·莱维特，莱维特的研究当时即表明，中国正在“赢得抗击疫情之战”。这篇报道被国际主流媒体转引172频次。英国《每日邮报》据此报道，“莱维特博士对中国日报说，他认为病毒扩散在中国已经‘达峰’”。

在另一位英国学者，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的眼中，穆迪是一个对中国有着“深刻理解”的“中国故事”讲述者。二人的相识差不多始于穆迪来华工作之初，雅克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从开始“不是非常了解”到后来“理解越来越深”，穆迪对中国的认识逐渐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穆迪的很多作品还被世界著名学者在其著作和论文中转引，其中包括德国波恩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梅飞虎（Maximilian Mayer）在《重新思考丝绸之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兴的欧亚关系》一书中的引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经济教授德博拉·布劳蒂加姆在《非洲将养活中国吗？》一书中，直接采用了穆迪在非洲的现场采访。

英国牛津大学全球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在他的畅销书《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再版时使用了穆迪对他专访时的评价作为推荐语。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当代中国研究学者拉纳·米特的著作《中国与日本之战：1937-45——为了生存的斗争》也采用了穆迪的评析。

善卡说，“他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完全没有偏见，并非常坚定地捍卫这些政策。”穆迪的另一位挚友、英国出版人尼克·贾斯潘认为，穆迪起初也有过一些疑惑，中国的减贫成就是让穆迪对中国看法发生根本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穆迪去世后，同事和朋友们在他北京的家里整理出177本关于中国的书。与穆迪共事多年的现任中国日报美国分社副总编辑苏强说，为了读懂中国，穆迪阅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很多著述，总是第一时间学习最新讲话，特别是深入研读了《摆脱贫困》一书。

“穆迪对中国的认识过程告诉我们，一个有良知和理性的西方人士，只要能够亲身感知现实的中国，就能客观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放弃可能的傲慢与偏见，形成对中国的正确认知”，王辉耀作了这样的解读。他“希望西方政界和知识界，像穆迪这样的人会多起来”。雅克则意味深长地将穆迪“发现中国”的认识过程解释为“反映整个时代变革的一种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