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评论：美国20年的军事“干预主义”一地鸡毛

中国日报网9月17日电 英国《卫报》刊发了外交编辑帕特里克·温图尔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以“反恐战争”和重建国家为借口，军事干预阿富汗和其他中东国家，但到头来一无所所获。

9·11袭击事件20周年之际，也是人们深刻反省之时，反省得与失。

不过，这种反省时似乎力不从心，政治领导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这些威胁：新冠疫情、气候突发情况、大型科技企业和大国竞争。毕竟，“反恐战争”表面上即便是没有赢，至少也打成了平局。甚至还有可能的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是一种暂时可控的现象，被控制在非洲地区，另外还有一些杀人独狼在欧洲中心商业区游荡。

相反，美国在阿富汗驻军20年的可耻结局：恰逢9·11事件纪念日，塔利班酋长国在这一次再次成立，无疑是对反省“伤口上撒盐”。

要说最初的受害者，似乎是在“国家建设”观点，另外就是关系不大即病入膏肓观点：保护责任理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前幕僚长乔纳森·鲍威尔表示，他还不知道当历史学家回顾这一切时，会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一个历史拐点。

曾对扩大反恐战争目标持怀疑态度的拜登显然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拐点。他向美国人表示，撤离阿富汗的决定意味着一个以重建其他国家为目的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代的结束。他用与特朗普类似的口吻辩称，一旦本·拉登被送入“地狱之门”，清除极端主义者的训练营，美国就能确保在阿富汗的重大国家利益。

简而言之，美国军方的“民主出口部门”即将关门歇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也没兴趣重建国家（即马里）。

一切与本世纪初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入主白宫之前，小布什在竞选中反对对他国进行国家建设。他认为，美国的军队不应该用于所谓的国家建设，应该用来打仗和赢得战争。小布什的做法是在拒绝比尔·克林顿在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和海地的付出，也是在拒绝杜鲁门在日本和德国的付出。甚至在2001年打击塔利班遭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就明确表示，他对战后规划不感兴趣。他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没有责任弄清楚其他国家应该打造怎样的政府。用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话说，这一战略“是希望也是炸弹”。

但是，小布什在自传中称，9·11事件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认为，美国在阿富汗进行国家建设是终极使命。2001年美国攻打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成立获得联合国认可的阿富汗政府，联合国维和部队到来，以及英国控制阿富汗全境（最初仅限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这些都促使美国思考重建阿富汗，使其在未来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2002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演讲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只有当美国人给予阿富汗人民实现其自身愿望的方式手段时，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和平需通过帮助阿富汗建立自己的稳定政府来实现。

同年晚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官员表示，民主的传播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2005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第3000.05号指令，将“稳定局势行动”作为核心军事任务。美国《2006年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野战手册》在第一页中指出：士兵和海军陆战队既要成为战士，也要成为国家建设者。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有权，甚至有义务，干预种族灭绝或战争罪行。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发强烈反应。自由干预说辞越来越得不到美国知识界的支持，或许在欧洲可能没那么明显。

老一套外交政策观念正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境遇，并受到“美国优先”政策、奥巴马时代的民主党人和激进步人士等罕见的联合攻击。特朗普的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McMaster）愤怒地将此描述为“新孤立主义右派与自负的左派相遇”的时刻。

有人认为，美国对阿富汗扶持和训练二十余年，如果这些努力在一个月内就消失殆尽，无疑表明，按美国的方式重建国家实乃徒劳无功。美国退役海军上将，曾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作联席参谋长的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曾强烈支持国家建设，但如今也成为了第一个承认错误的高级军事人物。他认为，正如拜登10年前所言，在击毙本·拉登后不久就应该从阿富汗撤离。

现在有人呼吁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为什么撤离阿富汗比在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中坚持20年还要困难。2019年12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系列报道《阿富汗文件》，“揭露了美国政治和军事机构经常就具体进展情况向国会撒谎，而且认为这项任务不太可能成功”。

一些外交政策机构的批评人士称，在外交政策评论家和智囊团的圈子里，包括对外关系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几乎都坚信美国是一个战争国家。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马特·杜斯(Matt Duss)认为，就算美国政界从美国从阿富汗撤离的一周时间里什么都没学到，但至少认清了美国精英媒体究竟对美国帝国主义项目的忠诚度有多高。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撰写了一本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图书《善意的地狱》一书。作者在书中谴责了激进的专家学者、不思悔改的鹰派和机会主义敌对者的一唱一合，宣称在阿富汗的失败使美国的信誉支离破碎。他认为，这些人错了：结束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与一个大国是否愿意为更重要的目标而战毫无关系。

许多人主张进行大幅度的方向修正。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副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就是鲜明的代表。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和索马里的境况会更好。他还表示，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改变了美国在9·11之后的政策。美国通过滥用拘留和监视的权力，最终输出的往往是镇压，而非民主。

他甚至认为，要废除整个“反恐战争”结构——包括过度依赖无人机袭击，让美国能够果断地超越9·11议程。自由派的军事干预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最后都以失败或疯狂告终。例如，美国军事指挥官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召集人类学家，说服奥巴马相信美国军队有办法塑造坎大哈居民，与塔利班切割开来。

在书中，罗兹认为，需要扪心自问什么才是真正能保证美国安全？自9·11事件以来，武装分子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显然，美国正在做的事情反倒是制造恐怖分子。

民主党领袖，比如在外交问题上有思考的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 或许抓住当前的政治风向。他指出，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永远留在阿富汗，以保护这些进步？世界各地确实存在着糟糕的专制政权，美国是不会决定向这些国家都派遣军队。

这使得主张干预观点的人对一些难点大加攻讦：拜登原本可在阿富汗维持2500名士兵以扭转局势。自1993年起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资深外交官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除了从阿富汗撤军之外，另一个选择是“无休止的存在”，而不是“无休止的占领”。他认为，占领是强制的，存在是应邀的。否则，大家都认为美国是在占领日本、德国和韩国。他还认为，美国军队目前的军事水平——拜登称之为低级别选择——本可以奏效。

难题之一是，那些为自由干预观点辩护的人最终往往会说，干预政策本身没有错，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错误。前阿富汗特使詹姆斯·多宾斯（James Dobbins）就是其中一人。他表示，布什政府面临一个选择，是“永久占领，或反复入侵，还是承诺帮助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有执政能力的政权”，实现国内和平以及民邻国和平相处。他还表示，小布什明智地选择了后者，可是伊拉克战争分散了注意力，从未投入所需要的资金或军队。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声称这些承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资源投入。

还有一个说法来自越战老兵，也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阿富汗特别代表，自由派人士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他在给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份便笺中写道，反叛乱行动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需要相当大的强制力，就像在菲律宾、马来亚或法国摩洛哥的殖民战争中一样。他还认为，阿富汗有两个特殊问题：其一是反叛乱只有在敌人没有境外庇护地的情况下才能奏效，但塔利班有巴基斯坦的庇护；其二是阿富汗的文官政府的合法性和吸引力不够，激励数十万阿富汗人生死与共。

道格拉斯·卢特（Douglas Lute）曾在两届政府内担任与南亚地区有关的职务，时间长达六年。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错误的。他认为，阿富汗军队文盲率高达80%、毒品滥用猖獗、政治腐败无处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过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阿富汗军队。多年来，美国为他们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精良武器，用直升机运送兵力，通过无人机为提供情报，还送到美国空军基地进行训练，可是，阿富汗军队一打败战逃跑，每年减员30%。

与其说阿富汗人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不如说民主在叛乱中永远不可能获得立足点。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发现，在阿富汗稳定地区方面取得的成功不如有联合政府军队和平民的区域。

因此，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曾经描述的国家建设，“进入丹麦”需要时间、专业知识、资源和技能。

反对国家建设的纯粹主义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无能的借口”。他们肯定地认为在阿富汗生活了20年之后，几乎尝试过所有的政策变化，但从阿富汗军队突然崩溃来看，没有什么政策能一以贯之。

无论何种方式，三个问题都会存在。首先，如果民主国家认为，用通过军事支持来实现民主的自由干预观点行不通，那么专制国家是否同样会表现出自身不足呢？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演讲中把结束“无休止战争”的呼吁说成是愚蠢的行为，并指出，普京在叙利亚已表明他为永久战争做好了准备。国家建设不仅仅是一种西方现象。

其次，如果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因阿富汗而失去了合法性，那么在军事上还能实现什么目标呢？如果没有美国的话，又能实现什么目标？例如，布莱尔担心萨赫勒地区脆弱的国家可能会解体，种族灭绝事件可能会继续发生。退而求其次，在叙利亚或白俄罗斯采用老式的间接胁迫措施：经济制裁、政治孤立、提交国际刑事法庭、外交压力等——这些几乎不起作用。

最后，如果结束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行动，那么美国将如何打击反恐怖主义？——拜登坚称美国仍然会参与其中。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海登(Mike Hayden)认为，零敲碎打的无人机袭击可以打击基地组织领导人，意义非凡，但这一切只有与地面情报结合下才有价值。

英国政府联合反恐分析中心前主任苏珊娜·蕾恩(Suzanne Raine)认为，拜登所谓“超越地平线作战能力”少不了姓名和数据，容易受到错误信息、偏见和操控的影响，将错失了解西方对手思考方式的机会。

她在纪念9·11事件周年所写的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提出警告，认为现在，从尼日利亚和布基纳法索到莫桑比克再到阿富汗、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即使是在不同的军事部署下，都有平等的恐怖主义运动。曾经无法想象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持续了五年，支持者遍布世界各地，其中许多人一起战斗，或者因为无法战斗而滋生怨气。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营地和监狱中仍有60000多名达伊斯兰国战士及其家人，其中包括来自至少60个国家的公民。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组织Hurras ad-Din (宗教组织的守护者)在1月发布了一段Zoom风格的视频，鼓励独狼对西方发起攻击。据信，该组织至少有一半的成员是外国人，估计多达2500人，领导层由埃及人和突尼斯人组成。这一切绝非进步。

（编译：魏兴慧 编辑：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