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那些事儿】法国学者：新冠疫情表明，西式民主资本主义不是最佳社会治理模式

中国日报网9月16日电 香港《南华早报》9月16日刊发法国公共卫生专家纪尧姆·扎古里和上海纽约大学劳里·安德伍德教授的评论称，中国学生新学期正常返校上课的事实证明，面对疫情，能够迅速返回工作岗位和课堂也是宝贵的自由。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紧迫社会问题的最佳社会政治模式。

文章说，随着世界各地的孩子陆续开学，中国等东亚地区的学生和家长面对新学年时更加平静，对疫情扰乱教育的担忧更少。

重要的是，这里的大多数孩子都是返校上课，获得面对面教学和校园社交的全部好处。大多数家庭并不担心疫情暴发的可能性，因为偶尔发生的疫情会得到迅速、有效的控制，直到疫情消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的“返校”季，学生还会在校门口看到抗议者激烈反对孩子戴口罩。在欧洲，类似的困惑也发生了。

文章说，到目前为止，很明显东亚总体上比西方更有效地控制了病毒。情况很清楚，成功地遏制病毒需要实施关键的公共卫生措施。对公众来说，这些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迅速对新冠患者进行检测、追踪和隔离;医院要有足够的设备、人员和空间。

既然“如何”抗击病毒已经众所周知，为什么东亚社会的死亡率远低于西方社会?

我们认为，结果证明了在东亚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我们称之为“数字儒学”（digital Confucianism）治理。这种模式将儒学与不断进步的技术相结合，更加适合遏制病毒的大流行。

例如，在中国，每次出现零星疫情，政府都会迅速做出反应，封锁特定场所、地铁站或机场——直到所有新冠患者住院，所有接触者都被隔离。

中国现在基本上进入无现金社会，几乎所有的消费交易都是通过移动电子商务进行，人们可以无缝接受显示个人健康状况的应用程序。在全国范围内，进入公共场所刷健康码已是“新常态”，根据接触情况分别显示绿色、黄色或红色。

有人会问数字追踪是否侵犯了个人隐私?

事实上，我们的中国同事和朋友都没有对此抱怨。在过去两年里，我们反复听到的评论是，“我们很幸运能在中国，因为中国很安全。”

在整个疫情期间，作为教育者和医生(以及家长)，我们身处中国，亲眼目睹了数字技术的诸多好处。

作者写道，我们在法国的许多朋友还在热情地捍卫隐私权，以自由的名义拒绝大规模使用数字追踪。然而，能够在数周内而不是数月或数年内重返工作岗位——从而避免因在家工作而造成的孤立、压力和疲惫，包括降级、暂时休假或失业——这不也是一种自由的形式？

餐馆、剧院和旅游行业能够迅速重新开张——与西方国家长期保持社交距离形成对比——也是一种自由。

最重要的是，能够亲自送我们的孩子返校，避免长期“在家学习”对青少年的有害影响——包括抑郁、冷漠和其他精神健康问题——这是非常宝贵的自由。

在许多方面，新冠疫情表明，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紧迫社会问题的最佳社会政治模式。

“数字儒学”治理将继续存在，并将在整个东亚被用于有效地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在打击犯罪、环境保护和减贫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方面的进展将远远快于西方国家。

文章最后呼吁，我们殷切希望西方能够认识到数字儒学治理的益处，并开始奋起直追。

（编辑：齐磊 刘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