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警惕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两面性与不确定性

美国国内的政党交替，常常影响其对世界的承诺。1997年，全球变暖对策国际框架《京都议定书》通过时，美国无论从当年度还是累积量来说都是世界上最大碳排放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责任率先履行议定书的减排义务。但结果是，民主党政府签署后，共和党政府又把它推翻。

《巴黎协定》也是同样的情况。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毅然决然地退出《巴黎协定》，但民主党总统拜登在就职当天就签署文件宣布重返协定。所以，要警惕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导致其在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上的国际承诺带有不确定性。

同时，美国在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上的态度也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3060”目标（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后，拜登很快就提出了“3550”目标，即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碳中和目标比中国提前10年，这显示拜登政府希望美国在碳减排问题上保持全球话语权。

4月22日，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以在线形式举行。拜登希望通过首脑会议，重新发挥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力。他在邀请函中明确表示，希望各国领导人向世界展示如何为实现更高的气候目标做出贡献。拜登政府将应对全球变暖作为优先议题之一，显示了美国主导国际协商的意愿。

但另一方面，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又存在“发展中国家心态”。美国至今依然是累积排放量世界第一、人均排放量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因此，美国是气候变化问题的第一责任国，理应带头减排温室气体。但美国始终认为，碳减排会影响本国经济发展，这是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主要理由。而这个观点一般是发展中国家才持有的。因此，在与美国交涉时需要充分认识美国政策的这种两面性。

美国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两面性，给国际气候合作，包括中美合作，平添了许多不确定性和艰巨性。比如中美两国要达到各自的碳中和目标，首先面临的都是一次能源消耗量中的高化石能源比例（2019年，中国为88%，美国为80%）问题。拜登政府计划拿出2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投资。但是作为大企业主和传统能源行业势力代表的共和党，一定会在国会阻挠拜登的能源计划，尤其当前美国要让制造业重新回归，化石能源依然是保障工业生产的核心。拜登强推无碳发电和碳中和目标，会很艰难。

政治因素也让国际气候合作更加错综复杂。拜登政府为了牵制中国，会探索制定禁止火力发电贷款等国际规则。美国国务院官员已经指出，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对于要达到《巴黎协定》所提出的“比工业革命前气温上升1.5摄氏度以下”的目标是不够的，呼吁中国要采取“大规模追加措施”。美国产业界则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呼吁禁止进口中国新疆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材料。对立、竞争与合作，今后都可能会在中美关系中出现。

但人类社会已经没有时间为气候变化问题而争吵不休。中美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如果能携手致力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将产生巨大的正面效应。习近平主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批准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后又促成了所有国家都参与的《巴黎协定》诞生，这是中美气候合作的成功案例。

可以说，中美能否达成一致，将左右全球脱碳努力的成败。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中美可以超越差异，在以下方面寻求合作。

首先，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方法上，大力开发新能源与煤炭的清洁使用，是中美共同的对策。两国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可以提振全球经济，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应适当分配经济复苏的资金，在以下三个领域扩大合作：

（1）煤炭制氢技术和燃煤电厂的碳隔离技术及调蓄技术的商业推广；

 

（2）提高能源效率，加强两国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与互相转让；

 

（3）开发创新绿色资金机制。

这些合作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同时促进环境技术和产业发展。

其次，要以城市合作推动国家合作。与美国联邦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两面性不同，美国地方政府即使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对气候变化行动也都是很积极的。如2017年6月，美国250多名市长在佛罗里达举行的全美市长会议上通过了促进清洁能源普及运动，并通过了支持电动汽车、能源效率和城市主导的气候变化预防计划的决议，称到2035年将100%采购可再生能源，推动气候行动向前迈进一大步。因此，中美可以开展城市间合作项目，通过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合作，解决共同问题，共享应对措施。

此外，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恢复经济的过程中，人类应当利用这一契机，实现绿色复苏、“更好的重建” (Build Back Better)。中美可以通过绿色金融、技术转让、能力提升和排放交易等方面的双边、多边和第三方合作，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体，从而建立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共同应对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短期或长期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