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公约体系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形成，也标志着现代发展援助体系的成型。这一体系从一开始就主要受到冷战和后殖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美国一直都将其对外援助作为战略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其对外援助直接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此外，美国也影响和主导了其他西方国家发展援助的导向。与此同时，欧洲具有长期的殖民主义历史，有着长期改造殖民地经济社会文化的传统。去殖民化以后，欧洲的这些早期海外实践也被整合进国际发展援助的体系中。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进程加速，世界进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上世纪末，国际发展合作基本上是在去冷战化的条件下集中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全球化条件，并在此条件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这个阶段全球发展格局的最大特点是新兴国家的出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不仅仅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也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对外援助的规模。

新世纪以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进入对外援助迅速发展的时期。西方发展援助体系也高度关注新兴国家的对外援助的影响,并积极推动与新兴国家的发展合作，包括许多三边合作项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和大规模减贫的经验成为了西方国家与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内容。2008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曾联合成立了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就总结和传播中国减贫与发展经验开展了诸多颇有影响力的活动。当然也必须看到，西方国家在推动合作上是抱着整合新兴国家对外援助体系以及希望新兴国家更多地投入资源的动机的。因此，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回应都比较慎重，在立场上也比较一致，坚持国际发展合作以南北合作为主体、南南合作为补充的原则。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发展格局开始发生一些重大变化。

（一）西方国家援助体系、机制发生变化

首先，西方发展援助体系开始反思捐赠为主体的援助的效率，逐步开始将经济利益纳入到发展援助的战略之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美国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的领导力。美国在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标志着其开始改变由自身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基本建构。即使传统上更加支持援助的民主党上台，也很难在短期内扭转这一趋势。第二，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在体系上也开始发生变化，在机构设置上也相应开展调整。2013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作为全世界提供发展援助最大的独立性机构被撤销，纳入到外交部系统。同年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也同样被整合到外交系统。2020年英国正式撤销英国国际发展部并将其纳入到外交系统。第三，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的诞生，西方国家开始不断提高对中国的警惕性，对于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合作也不像之前那么积极。因此，在新世纪头十年形成的与中国开展发展合作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综上，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以实现人类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国际发展体系将进入到一个剧烈变动的阶段。

（二）欧洲国家仍然发挥积极作用

西方发展援助体系虽然以美国为主导，但是其内部也并非完全一致。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有着长期的福利主义的左翼意识形态并一直深受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对国际发展援助依然持较为支持的态度。欧盟发起的为抗击新冠疫情的筹资大会以及欧洲国家普遍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即反映出这样一个趋势。这是国际发展格局未来变动中的重要的积极因素。

（三）南南合作继续发挥作用但或将面临调整

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南南合作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过去十多年中，西方发展援助体系一直希望将南南合作纳入到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一方面，西方发展援助体系通过认可南南合作的作用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南南合作的经验为手段来平衡南南合作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在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面前呈现出了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新兴国家都希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本身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呈现出多元的状态，很多国家又受到美国等国家“去中国化”行动的影响，因此，虽然不能说南南合作的整体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南南合作本身也将发生一定程度的调整。

（四）民间部门积极实践

新世纪以来，国际发展合作体系已不再是一个由国家对外援助为主导的体系。私营部门、跨国集团，特别是各种新型基金会也开始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发挥作用。其中，新型基金会的作用尤为突出。与以人道主义或政治为目标的传统的基金会不同的是，新型基金会通过各种创新技术和创新思维进入到国际发展领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突出的代表。其在全球卫生、非洲农业和非洲减贫等领域的影响力日益扩展。该基金会的最大特点是采用技术创新的方式推动有效而经济的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方法。盖茨基金会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该基金会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际组织均形成了合作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障碍。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继续推进后脱贫攻坚时代的减贫国际交流合作将会面临新的挑战和机会。

首先，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将不大可能像之前那样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减贫的经验继续予以积极的认可和支持。他们原本对于中国的国家作用具有一定的认可度，但这一态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会出现负面的反应。第二，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联合国发展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众多国际组织由于中国增大了对其的支持，中国的话语权也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些机构不大可能转向消极的态度。但需要认识到的是，这些机构仍然主要依赖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支持，而且其内部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本身都是受西方教育影响和培养的，再加上在过去针对中国发展与减贫经验交流的技术援助很多都来自于西方国家捐赠的信托基金，因此这些机构与中国在发展与减贫领域的合作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三，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益很多，这些国家依然需要中国的支持。同时，中国的发展与减贫经验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综上，需要认真思考中国减贫经验的国际交流问题。

首先，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减贫经验的国际交流将会日益被政治化，甚至不排除受到个别国家干扰的情况。因此，在减贫国际交流合作中需要保持定力和制度与文化自信，坚持将中国减贫经验作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动减贫经验的国际交流。同时，需要将中国减贫经验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紧密结合起来，借助已经形成的全球发展的共识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第二，在减贫国际交流中除了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以外，应科学地总结中国的减贫经验，更多地从全球和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形成从概念上、语言上和形式上能够有效交流沟通的国际减贫交流合作机制，并将减贫交流合作的重点放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上。第三，积极扩展与欧洲国家在发展和减贫领域的合作。这些国家依然对与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合作保有基本的兴趣，依然对减贫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在此条件下，需要将中国的减贫经验与新出现的全球性问题相联系。比如，从减贫的角度应对全球公共风险，特别是新冠疫情应对与减贫的问题。因此需要形成一些与减贫相关的、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新的交流议题。第四，继续推动与联合国和国际发展机构的减贫合作。与这些机构的合作同样需要将传统减贫议程扩展到新的全球挑战的应对方面。第五，加强和扩展与国际民间组织的减贫交流合作。第六，在减贫领域积极与新兴国家进行沟通，寻找新的共同点，尽可能建立新的合作机制。

（作者：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徐进，中国农业大学讲师、博士）

（李小云 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