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年轻人可以享受 但不能安于“精致穷”
记者/黄孝光
发于2021.1.11总第980期《中国新闻周刊》
消费金融自诞生之日起，伴生的争议从未停止。最近几年，年轻人因陷入网贷而酿成的悲剧不断上演，使舆论对借贷消费的负面印象愈加浓厚。对个体而言，该不该花未来的钱，如何理性借贷消费？对国家而言，年轻人超前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还是带来金融风险？
在知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看来，引导年轻人正确消费、适度使用金融产品，不仅能够推动个人发展，还将促进社会繁荣和国家经济增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他鼓励年轻人借助金融工具，按照“一辈子的收入”来优化人生不同阶段的消费和投资。与此同时，他致力于纠正公众对消费金融的误解。
“借钱消费也可做到量入为出”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70后、80后的压力来自房贷和车贷，90后乃至00后年轻人背负的则是消费贷。这种代际变化在你看来明显吗？背后有怎样的经济学解读？
陈志武：非常明显。对于40后、50后乃至很多的60后，借钱来消费甚至投资，都是不被允许的。70后、80后观念有所调整，能够接受按揭买房买车了。到了90后、00后，即使日常消费也会去借钱。
出现这种变化，跟金融市场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有很大关系，金融市场发展保证了信贷供给，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了信贷需求。老一辈人没有金融工具支持，于是通过“养儿防老”来实现“跨期投资”，确保对孩子的投资能够在年老的时候得到回报。如今人们在壮年时可以购买保险产品、进行金融投资，来保证老年的生活质量，甚至可以在年轻时提前透支未来的钱。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借贷消费的主要是年轻人？
陈志武：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事实上，消费金融的使用主体是年轻人才符合经济学规律。我常常说，人一生当中年轻的时候消费欲望最盛，但是收入最低；年老时候消费欲望和需求降低，但是积攒的财富最多。对年轻人来说，借贷消费有助于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把“现在的需求”和“未来的钱”之间的矛盾调和好。年长者的角色，则通常是资金提供者而非需求方。
我现在58岁，回过头看我自己，二三十岁时候刚参加工作、成家，最需要花钱，如果当时有途径让我把未来的收入转移一些到那时候花，对于我一辈子生活的安排，肯定更加理想。
中国新闻周刊：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云集了逾3万的年轻负债者。有批评声音认为，年轻一代消费过于盲目、冲动，你认为他们准备好信用消费了吗？
陈志武：首先强调，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过度借贷、把一生信用毁掉是底线。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因为没有经验、缺乏责任意识等，突破了这条底线。即便这样，社会也不应过多指责他们，而应允许他们犯一些错误并承担后果，从此以后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负责。
在守好底线的前提下，我们要相信当事人在大多数时候能够做出理智判断。事实上，许多超前消费在局外人看来属于浪费型开支，但对当事人自己来说其实是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只要不过度负债，借钱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很多长辈一听到消费金融、借贷消费就很害怕，好像借钱花违反了以往熟悉的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的财务原则。其实有了金融市场之后，只要年轻人借的钱没有超出以后的收入贴现总值，还是符合量入为出原则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专门面向年轻人写了一本《24堂财富课》。当下年轻群体流行用“精致穷”一词来自我调侃，你怎样看待这种生活方式或消费理念？
陈志武：我鼓励年轻人借助金融工具，按照“一辈子的收入”来优化人生不同阶段的消费和投资，尽早过上比较理想的生活。不妨把40岁作为一个分水岭。40岁之前，哪怕你是一个月光族甚至是月欠族，也有可能是你一生幸福最大化的一种安排；40岁之后，则要确保每个月至少存下20%~30%的收入。
与此同时，我希望年轻人更积极地看待“精致穷”，而非停留在自我调侃。就像巴菲特说的，到了50岁还不能躺着赚钱，那就太不成功了。年轻人可以享受但不能安于“精致穷”，需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不断精进，提高事业成功的概率。
以美国的经验看，借贷消费也没有把美国人毁掉。相反的是，研究表明更多年轻人和家庭因为借贷月供而培养越来越好的财务纪律，理财文化也是在月供的压力下形成的。所以，月供压力不一定是个坏事，一定程度上的借钱花，反而会逼着年轻人更努力赚钱。拿我自己来说，我博士毕业后的十余年都在负债，但我并没有因此睡不好觉。对我而言，负债状态反倒激励我追求上进。
“解决高利贷的最好办法不是禁止”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消费贷市场中存在很多乱象，例如以各种信用评估费、服务费、手续费代替利息，收取较高的违约罚息和滞纳金等，并采取暴力催收方式。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陈志武：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停留在情感层面，而需要从供求关系、契约风险等经济学的思维去理解。你提到暴力催收。什么程度的催收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催债手段是合法的？比如进行电话骚扰，如果这也被禁止的话，借贷者即便有钱也没有兴趣还钱了，不还钱反倒受到舆论和法律的保护。如此一来，贷款公司势必追求更高的利息回报，来补偿风险溢价。
变相约束放贷和催收，反而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长期以来，社会上普遍认为高利贷是和“剥削”相等同的概念，于是轻松得出结论：消灭高利贷的办法是打倒放贷者。根据过去经验，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还会让问题更加恶化。借贷交易被迫转入地下，资金供给减少，金融交易的风险和成本抬升，老百姓付出更高的利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消费贷，应该如何在鼓励发展和控制风险中寻找到平衡？
陈志武：首先需要从观念上做一个调整，把那些指责转变为对放贷机构权益保护的呼吁。如果我们在股市和其他的资本市场上赞成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话，那么在借贷市场上也应如此。解决高利贷的最好办法不是禁止民间借贷或打倒放贷者，而是保护他们的权益。如此一来，资金成本、利息回报才可以下降，才可以真正把高利贷问题解决好。反之，如果一味保护借钱人的权利，会带来太大的道德风险，有能力还钱的人也不愿意还，逼着放贷机构加大力度去讨债。
对于行业的问题，需要在操作层面建立规范。人民银行、银保监会需要在规则制定上下很大功夫，比如对消费者如何做宣传、借贷产品如何做好信息披露，讨债时候哪些手段是合法或被禁止的，应该作出明确规定。
中国新闻周刊：消费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什么意义？在你新近出版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中提到，很多人对于金融和财富背后的逻辑理解有误，在消费金融领域有哪些表现？
陈志武：先说说美国的情况。20世纪初，工业革命使美国的制造业产能不断增强，但是民众的消费能力并没有跟上，所以出现了产能过剩，尤其是汽车行业。在这个情况下，消费金融出现大发展，发挥了消费者的潜能，使美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
今天的中国，跟当时的美国有不少相似之处，经济面临转型，社会增长结构需要调整，需要转向以服务业为主、让消费在经济中扮演更重要角色，消费金融当然不可缺。其实中国经济也已经在很多方面受益于消费金融，尤其是对家庭大项消费行业的拉动作用。首先是房地产行业，我们都看到了住房按揭贷款的好处；第二是汽车行业，除了房子以外，汽车是第二大消费品。接下来，就是手机、电脑、甚至是服装行业等等，个人消费在很多地方被认为是个人投资。
今天中国因为互联网开放了民间金融，很多原本在地下的交易搬到了互联网上。这当中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参与者都需要边走边学。如果因为少数个案就否定放贷公司所作的贡献，这是不对的。媒体、监管者千万不能把个案放大，甚至以此去禁止消费金融，那样做对整个社会是帮倒忙，会使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群体得不到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2期
（黄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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