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生智库文旅研究中心联合北京企业评价协会、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共同开展“疫情对旅游行业（旅行社）影响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行业净利润大幅下滑，或将“颗粒无收”，危机已推动行业模式寻求变革性突破。预期未来，在政府施救与企业自救同步展开基础上，行业将重构中长期发展规划，布局“后疫情”旅游新时代。
北京民生智库调查结果表明受疫情影响，旅游行业遭受重大打击。
一是企业经营近乎停滞，旅游业持续“停摆”。近9成旅游企业暂停经营。疫情爆发打乱公众春节期间出行计划，让提供相关服务的旅游企业猝不及防。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服从国家大局，自觉遵守暂停经营的有关规定，近9成（86.8%）旅游企业处于暂停经营状态。
二是订单退改需求激增，全行业资金链吃紧。
超8成企业春节订单完成比例不足10%。公开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长假预计将有4.5亿人次出游。受疫情影响，春节期间旅游订单完成比例整体较低，调研结果显示，订单完成比例不足10%的企业占比达8成（83.5%）。
订单退改率超80%，企业迎来“退改潮”，集中退订致巨额垫资。疫情爆发后，8成（80.2%）受访企业春节出行订单退改率达80%以上。受访企业竭尽全力响应消费者需求，通过订单全额退款（85.1%）、与旅客协商延期出行（35.5%）、扣除部分已发生费用退还余款（21.5%）等方式处理后续事宜，退款难题正考验企业现金流。
各项损失中，酒店住宿类较为惨重。大量退款订单，给企业造成巨额损失，受访企业受疫情影响产生的退订平均损失约609万元，最大损失额达到5亿元。其中，退订费用最多的为酒店住宿类，在整体损失[1]中占比近5成（48.2%），平均损失约为190.4万元。
企业对当期、1季度营收持悲观态度。受访企业对疫情以来、1季度营收预期相对悲观。均超5成（62.3%和52.1%）的企业认为疫情以来和1季度营收为零。
三是净利润大幅度下滑，1季度或将“颗粒无收”。当期及1季度预计净利润均下滑9成以上。调研结果显示，认为企业疫情以来和1季度净利润降幅均超过50%的比例均在9成以上，行业净利润呈全面下降态势。
旅游行业损失惨重，未来预期不容乐观。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春节期间整个旅游业的直接损失5500亿元左右。疫情爆发后，受访大型旅游企业平均退订损失3068.8万元，最高损失达5亿元，企业预测1季度平均损失约3.66亿元，最高损失70亿元。
四是行业恢复周期缓慢，企业现金流备受考验。退单量激增，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滑，企业现金流短期压力巨大，将面临生死抉择。业务停滞收入消失，房租、人员工资等刚性支出不减，现金流正在枯竭，近8成（79.3%）企业流动资金撑不过3个月。其中，47.1%被访企业表示流动资金可支撑1-3个月，23.1%的企业可支撑半个月至1个月。
五是旅游业短期遭受重创，危机推动行业模式变革。旅游业短期内遭受重创。若旅游市场持续低迷2至3个月以上，企业将面临资金链断裂乃至倒闭风险。超8成（85.1%）企业认为“主要经营业务暂停运营，资金不足支付运营成本”是短期内最直接的影响。同时，旅客出行意愿不足影响业务恢复。疫情结束后，旅客短期内仍会对人流聚集场合有回避、怀疑、恐惧等心理，旅客信心完全恢复预计会在疫情完全控制或消灭后的3-6个月左右，7成多（76.9%）企业认为“旅客出行信心恢复慢，订单或业务量增长缓慢”。
北京民生智库研究结论显示，当前危机将推动行业模式变革。一是危机将引发行业洗牌。许多实力较弱、缺少保障机制的企业面临被吞并或淘汰，超6成（61.2%）企业认为疫情会优化行业结构，优胜劣汰，旅游业整体质量将有所提升。二是行业竞争加剧。疫情过后市场复苏势头强劲，行业内集中发力运营，各大旅行社开始降价促销夺取客源（57%），市场可能再一次以价格战的方式展开竞争。同时，公众出行需求或将在疫情结束后第一个长假充分释放，热门线路报价或因供需变化出现上浮，市场竞争加剧。三是传统旅游行业面临转型。由携程、去哪儿、飞猪、艺龙、同程、途牛、驴妈妈、美团等企业构建起了庞大的在线旅行商业运营体系及竞争格局，危机也将倒逼传统旅行社创新转型（57%）。四是技术升级推动数字文旅更加丰富多元。线上展览、一机游等已然成为探索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试验田，云看展、云讲座、线上娱乐、云景区、云旅游大放异彩，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模式有望带动在线旅游行业实现新一轮高速增长（33.1%）。
随着发改、财政、金融、商务、文化和旅游等宏观政策和地方政府具体政策效应的显现，旅游企业信心重新积聚，为旅游行业的逐步复苏释放了积极信号。
根据调查数据，北京民生智库预计行业影响或可达半年。疫情对旅游业业绩影响持续时间长、具有一定滞后性，消费者出游意愿较难在短期内恢复。超4成（43%）企业认为旅游业需3-6个月恢复正常状态，31.4%认为需6个月至1年。
北京民生智库调研认为企业面临如下困境与诉求：
一是营收减少，成本高是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因疫情带来的订单持续减少给企业的营收带来巨大的压力，此次调查显示，营业收入减少的压力指数为5.13，是企业面临的首要困难，其次是订单预期减少（压力指数3.91）、企业运营成本高（压力指数3.76）、租金税费压力（压力指数3.25）。
二是获取资金支持是企业最大的诉求。疫情对企业造成的短期资金压力较大，获取资金支持是受困企业最大的诉求，其中最迫切的诉求为降低贷款利率（52.9%）、放宽贷款用途及提供专项贷款（52.9%）、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优惠服务（51.2%）等。
针对企业面临的困境，北京民生智库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提出政府施救应与企业自救同步展开，当前形势下应立足长远重构中长期发展规划，积极布局“后疫情”旅游时代。
一是短期策略应以精准施救、化危为机为主。
首先，要实施差异化救助策略，政府施救与企业自救同步进行。旅游行业本身具有脆弱性，疫情发生政府施救必不可少，但旅游企业不能仅仅依赖政府的救助，必须积极开展自救，政府施救是解燃眉之急，企业自救才是行业复苏之本。
政府施救不能“一刀切”，要采取差异化策略，要找准着力点，使有限的政策红利产生最大的效用。首先，优先救助处于旅游产业链关键位置的企业，旅行社、OTA平台等企业是资源和客源的整合者，承担着向产业链不同旅游企业输送客源的职能，是旅游行业恢复及成长的关键性因素，只要这些企业顶住了疫情的冲击，度过了难关，旅游经济的恢复便有了市场基础，因此短期政策效应的重心应该放在对这些旅游企业的施救上；其次，优先扶持最先恢复的旅游市场，从历史经验看，国内旅游特别是短程旅游将在疫后率先恢复，出境旅游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入境旅游的恢复则需要更长时间，政府救助作为短期施救措施，优先扶持国内游市场，效率最高，撬动作用最大；最后，根据不同企业的成本结构进行政策细分，根据不同旅游企业的经营状况、业务特点和成本结构，有针对性政策施救，才会极大地发挥政府施救的政策效用。不同旅游企业由于其业务特点不同，成本结构不同，疫情形成的困难，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负债相对少的旅行社，金融施救显然不是类企业的重点，相反，它对社会保障施救更加关注。
其次，要利用时机，实现市场出清，促进行业结构调整。从短期政策效用来说，政府施救不是救命，而是帮困，是帮助那些有质量、有生命力和免疫力的旅游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更大的、有质量的发展。一个有质量的旅游企业在非正常的市场环境下，是有一定的免疫力的，那些不具有稳定的旅游业务和获客渠道的旅游企业在重大公共危机关头必然会遭到淘汰。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市场的高速发展，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大，产业素质却在不断下降，全行业产品内容和项目模式严重同质化，这是我国旅游市场乱象的根源，这种旅游发展的格局，不利于我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借助于这次疫情的冲击，使劣质企业退出市场，形成市场出清，对于我国旅游业的行业机构优化、实现高质量长期发展是有好处的。
最后，应加强监管力度，维持疫后旅游市场秩序。疫情平息后，旅游业尤其是国内短程旅游将迎来一轮小高潮，各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必将利用各种促销手段争夺客源，不可避免会有“价格战”的现象，这从市场预期中可以看出苗头，本次调查中，半数以上（57%）受访企业认为疫情后旅游市场的恢复阶段，企业可能会采取价格“拉锯战”，因此疫后复苏中，如何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将是旅游主管部门的重要任务，建议主管部门密切监测市场动向，采取部门联合执法手段，对企业间竞争行为、产品报价进行严格管控，进一步完善旅游产业和旅游市场监管政策和法律法规，保持高压态势，推动旅游市场秩序持续向好。
二是长期策略应立足长远，统筹规划。
首先，应重新认识旅游业的价值定位，重构中长期发展规划。2009年，国务院的“国发41号”文件中第一次把旅游业提升到了战略层面，并赋予了明晰的战略定位，但十年过去，对“战略性支柱”的精准解读仍然不成体系，对“现代服务业”的路径谋划，也仍然缺乏方案。
旅游业兼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空间、生态等六个方面的巨大作用，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综合影响力都是巨大而长远的，而对中国尤其具有“事关民生大计”的更大更长远战略作用，这已是业内共识，甚至有学者建议把旅游业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去研究和定位。在传统关于旅游业归属性的研究中，大多把旅游业划归为“生活性服务业”，这是从需求侧的角度来思考的，从供给侧角度看，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巨大辐射性、示范性、带动性。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引起多个行业同时互动、齐头并进，并进而共同成为围绕旅游活动的产业群系。日本于2005年提出“观光立国”的基本国策，足见旅游业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目前我们在定位旅游业尤其是在制定相关宏观政策的时候，还是以旅游业对居民旅游需求的直接满足度、对社会经济增加值的贡献度、对稳定社会就业的贡献度等等几个常见经济指标为出发点，客观上容易让旅游业的发展政策长期受到局限、不成体系。因此应该利用此次疫情之“危”，更深入地研究探讨旅游行业的价值，共同推动提升旅游行业应有的地位和影响，推动旅游业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重构。
其次，要推动旅游供给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入境游。自2003年开始，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对非物质性服务产品需求的增加，我国的旅游发展的重心从入境旅游转向了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特别是出境旅游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近15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7%，2019年出境旅游高达1.5亿人次，这种发展速度在世界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相比之下，我国的入境过夜旅游人次和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人次，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特别是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人次低于日本，低于泰国，世界排位10名之后。
出境游市场的高速发展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写照，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国家战略和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入境游发展更具战略意义，出境游只能表现为国际社会对客源国经济的认同，而入境旅游规模化的发展，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此次突发疫情，世界各国对中国及中国公民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平时，世界各国为了争夺中国客源，提供了免签、落地签等各种旅游便利，一旦发生疫情，多数国家采取了十分严格的入境政策，中断航线、关闭海关，限制中国公民入境，充分说明了出境游是无根之木，国内游和入境游才是国家旅游发展的“根”。
另外，是否可以借各国限制我国公民入境之机，顺势抬高我国出境旅游消费门槛，以增加国内旅游机会、是否可以重提和实施刺激大消费增长的“国民旅游振兴计划”、是否重新构建和深化丰富“旅游下乡”政策……都是值得业界和主管部门思考的问题。
第三，应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布局“后疫情”旅游时代。建议政府可积极寻求新的消费市场，为旅游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促进相关产业与旅游消费的有机融合，加大旅游与相关产业和领域的融合发展的力度，增强旅游产业功能和旅游服务功能。如上海市政府已成立市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全市各部门、各行业、各区域联动发展、形成合力，构建旅游业与文化、商务、体育、工业、农业、科技、卫生、金融、交通、气象等融合发展的“1+10+n”大旅游产业体系，实施“综合产业综合抓”，将旅游产业发展融入城市建设总体布局，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旅游供给，旅游产业规模持续扩大，质量效益逐步提升。
最后，应构建旅游产业防护体系，提高行业抗风险能力。大多旅游企业属中小微规模企业，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十分有限，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构建以中长期的旅游产业防灾基金、小微企业防疫保险、旅游从业人员职业保险等为组成部分的产业防灾防护体系，对于以后应对此类突发公共危机具有很好的缓冲作用。有的地方在此次疫情中已进行了相关探索，如海南省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针对中小微企业疫情风险的特定产品，利用防疫保险服务，一定程度上减轻出险企业经营负担，缓解企业受疫情影响下的支出压力。
寒冬总会过去，在复工达产逐步推进之下，各级政府关心扶持、文旅职能部门积极推进、企业自救的脚步正在加快。挑战已在眼前，但机遇就在前方，疫情后的旅游行业复苏已在路上。
